月光如前，悬于静秋夜空间。
疾音似箭，穿越生死两界线。
声嘶力竭，恋人唤作永诀别。
隔空，隔界，亲人千古化成仙。
辛卯九月于上海至南昌列车上，以此挽诗纪念故去外祖母。
疾音似箭，穿越生死两界线。
声嘶力竭，恋人唤作永诀别。
隔空，隔界，亲人千古化成仙。
辛卯九月于上海至南昌列车上，以此挽诗纪念故去外祖母。
2011年10月13日星期四
2010年5月4日星期二
悟云中
坐看苍海一道虹，
不问人间几度峰。
小小舱中悠然度，
移山换水乱时空。
何来得此小天宫，
悠然自得乐其中。
了却俗事皆烦恼，
换此一片净云空。
二零一零，庚寅年 平原告别欧洲返回故国途中，东航MU552航班上。
不问人间几度峰。
小小舱中悠然度，
移山换水乱时空。
何来得此小天宫，
悠然自得乐其中。
了却俗事皆烦恼，
换此一片净云空。
二零一零，庚寅年 平原告别欧洲返回故国途中，东航MU552航班上。
2010年4月24日星期六
2009年12月1日星期二
无题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邪云暮霭鬼歌喉。
此宵又入霜重夜，
数过多少枕上忧。
辞家定远五年头，
前途未卜去和留。
步步为营如冰履，
少年壮志亦言愁。
（二）
风云肆虐行踯躅，
何不共邀沙尘舞。
与其坐待城关破，
重拾旧甲会骄虏。
创业本是多艰苦，
齐心协力御外侮。
待到拨云见日时，
极目相眺现天楚。
山雨欲来风满楼，
邪云暮霭鬼歌喉。
此宵又入霜重夜，
数过多少枕上忧。
辞家定远五年头，
前途未卜去和留。
步步为营如冰履，
少年壮志亦言愁。
（二）
风云肆虐行踯躅，
何不共邀沙尘舞。
与其坐待城关破，
重拾旧甲会骄虏。
创业本是多艰苦，
齐心协力御外侮。
待到拨云见日时，
极目相眺现天楚。
2009年10月18日星期日
谈对外考察
利用这个篇幅谈谈一件非常有必要同时也是十分紧迫的事情，那就是对外考察。
对外考察是一件十分有趣同时也是十分艰辛的工作，但不管怎样它是一件用切身感受收集信息的行为，因此考察本身就是带有体验性的。考察行为是信息收集的工作，这项工作虽然原始但却十分必要，考察能够让我们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同时实地体验的获得可以加强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考察行为的侧重点或者说程度虽然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未来要利用各方面信息和知识来决策的人来说，考察则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历史上很多事物的学习与了解大都是通过原始的考察获得的，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不同地域，彼此有着不同特色的文明之间，考察与记录也是双方沟通的唯一渠道。与此同时，由于考察行为本身也为我们带来了考察技术与方法的进步，可以说考察行为让我们提升了收集信息获取知识的能力，并且扩展和更新了各方面的技术。而这些技术的进步又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加有效的信息储备。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几大不同文明之间，文明进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文明是否拥有并且具备对外考察和纪录的能力。例如汉代的张骞，他的西域之旅虽然历经波折但他沿途所观察记录下的信息为后来汉朝朝廷打通前往西域通商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汉朝政府了解域外信息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显著的表现就在后来汉朝政府对匈作战时拥有的了比匈奴人更加深刻的西域的认识，这使得汉庭能够在对外交往上取得先机。又如唐代僧人玄奘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收录了玄奘19年间在西域，印度游历的见闻，并且这些考察纪录十分详实地将当时印度文明的许多重要文物如雕刻，建筑，以及那时人们的风俗，习惯，佛教传说等记载下来，且不要说丰富了当时唐代人对国外的了解，就算是在当代他的文献也成为我们了解和学习古代印度文明的重要参考。因此可以看出对外考察的工作本身也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有过这样行旅经历的人在历史长河中也许为数不少，然而真正能像玄奘那样把随行考察的事实一一记录下来的可就屈指可数了。且恰恰是这样的纪录有力的证明了那些古代文明的先进性。然而历史上的东方虽然注重对外考察的纪录却在对待考察成果的理解上明显不如西方来得更加积极主动。我们中国在古代对外交往的过程中虽然纪录和考察了大量的域外文明，除了我们对佛教的积极吸取外，就总体而言域外知识还只是一种主流文明的补充而已并没有引发更深入的探讨和社会的激变。相形之下西方人对域外探求往往就从好奇开始，然后通过那些域外见闻的纪录去搜寻与发现新的世界。当然我们可以暂时撇开历史大环境的各自背景去探讨这种东西双方的差异，仅从现象本身来看，西方人的确通过吸取域外考察的纪录而大大丰富扩展了自己的行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那个颇具争议的《马可波罗游记》一时间将整个欧洲社会振奋起来，并且激发了欧洲人后来积极参与地理大发现的热情。不能不说在对外考察上西方人来的要更加主动更加积极。15 世纪以前的世界，东西方之间对于各自拥有的域外认识大体上相当，甚至在实践方面东方文明进行的还更加深入，例如元代汪大渊的航海考察，明代郑和船队的官方考察等都较之西方率先达到更远更深的地域，加上早前就已经被东西各方人士打通的路上丝绸之路，也使得当时的中国对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部，北部非洲甚至今天的大洋洲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流传于13 14世纪中国人的文献记录中得到证明。而中国于15世纪时航海技术以及航海实践都达到鼎盛之后，由于明朝与清朝政府锁国政策的推行使得对外考察的行动得不到实施，这一时间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故而我们将对世界的认识与探索拱手让给了西方。葡萄牙人率先进行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可以说欧洲人对于世界的总体认识大大强于了东方。而相应的欧洲人对于东方的考察纪录也随着传教士的来华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入起来。这些考察行为不仅让西方人的纪录成为我们了解自己历史的旁证，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西方人的考察报告以及游记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发展。可以这么说西方人在拥有的这些对外知识后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他们的文明。这种拓展使得后来东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上都大大落后于西方。这种对外认识的薄弱使得后来的中国政府屡屡在外交决策上犯下错误，并且最终被西方识破而导致了19世纪中后期的对华侵略战争，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学者才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域外，猛然间才发现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文明数百年。有幸的是虽然中华文明的颓势短期内无法挽回，但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的民族，因此在19世纪下半叶还是涌现出了不少学者的著作，这批著作的问世一方面对于唤起民众睁眼看世界，唤醒中国昏睡的政治体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向后人传达了对外考察与对外探索的重要性，这些人堪称中国近代的启蒙先锋。在这里我列举其中二三人为例，借他们的话来谈谈对外考察的重要性。
首先，最早一位认识到考察域外信息与情报收集工作之重要性的是清代学者，政治家，文学家姚莹（1785～1853）， 他曾著有《康輶纪行》一书，由于姚莹在从政生涯中有过抵御外侮的经历因此他更加意识到对敌人了解与熟悉的必要性，为此他的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 为目的，而且此书本身除了引用史料信息和典故外还大量结合他本人在西南考察的心得与体会，加上对一部分人物的采访考证才将本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作了相应的探讨。同时他还认为英国，法国，俄国等这些列强远离中国，但他们多年研究考察中国，对中国人文，地理的熟悉程度非常深入，相反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却一无所知，这才是我们败于他们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有感于此姚莹才写下他那本史地著作借以丰富国人的域外认识。此外另一位清代学者魏源（1794～1857）将林则徐收集的海外资料汇编成册最终写成《海国图志》一书，这本书虽然不是作者本人的考察报告，但却收录了各方面汇集的域外信息，进而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一部介绍世界诸国国情的巨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愚昧荒唐的国人面前编撰成了一部普及海外知识的基本教材。第三位晚清的重要学者，政客出身的徐继畲（1795～1873）也是一位将域外信息汇总收集成册的中国学者，他虽然也没有亲历西方考察，但他能够参阅文献并且向西方官员询问调查而汇总成一部图文并茂的百科全书《瀛环志略》，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按照世界大洲加以分类并且对各国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之间的差别等都作了详尽的记载和评论。可以说他的努力使得中国能够在19世纪末叶补上我们所欠缺的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后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他也谈及了中国的现实已经无法离开世界格局这一全球化的端倪，以及在他的著作中还介绍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封建王朝尚未崩溃的时代率先引进了民主政治的模式。因此从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外域信息给未来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它们也激发了此后中国人重新认识并发现世界的热情。当然上述三人的著作除了姚莹的《康輶纪行》有其部分实地考察的经历外，其余两部都还算不上是对外考察的成果，不过之所以要将他们列举出来，是因为他们都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对外考察获取域外知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上述三人虽然作为先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推动了我们重新学习世界的步伐。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唤醒我们积极主动获取域外信息的意识。以致于直至目前东西双方认识的程度依然没有平衡。虽然说考察行动的实施也需要极大的经济支持，但总体说来我们除了在考察行动，考察程度上落后于西方，同时也反映在考察观念与考察手段上亦落后于西方。
正如前文提及，对外考察一方面是收集信息和积累知识的过程，同时考察行为本身也促进了考察观念和考察技术的进步，首先从考察观念上看，对外探索的意识往往总是先于考察行为本身的，也可以这么说晚清的三位启蒙先行者虽然他们并没有作出更为深入的实地查考，但他们的著作无异于是首先接受了对外探究的意识，并在其驱动下所写就的。在古代如果我们细心便可以发现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文明的两极都经历有过从早期考察观念的形成进而发展出用于指导考察的科学技术的过程，例如西方早期制图学的创始人托勒密（约90年—168年）利用当时社会欧亚非之间交流往来的频繁与深入，凭借他自我感知与收集来的各方信息编制出一份当时所谓的世界地图，尽管这样的地图与现实出入很大，但毕竟是托勒密根据别人旅行见闻和记录得来的信息之后汇总而成的一幅地图，可以看出托勒密的制图也是出于对外域信息极大兴趣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探索意识的驱动，他的成果基本收录于其《地理學指南》一书中。与此同时托勒密还研发了一套制图法则，而这种制图法则成为了后来促进考察科学进步的重要基础。而东方制图学先驱裴秀（224年－271年）也是在其多年工作中对于地形山川的观察中创造了“制图六体”理论，为中国古代制图学奠定了理论和科学的基础，裴秀组织编绘的《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也成为了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集。这些制图手段的进步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考察技术的进步。后人们正是利用着他们给出的技术与手段逐步将步伐迈向更为遥远的域外，而制图术的产生使得人们能够结合地理常识对不同地域进行有效的信息梳理与整理，事后证明制图本身成为了对外考察的重要手段。制图学的例子告诉我们，对外考察是一种逐步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认识的深入而逐步完善，因此我们必须在伴随考察的过程中丰富我们的考察手段与技术，使得最大程度地能够在对外考察中收集到有用的素材。
上文从历史的回顾中探讨了对外考察的意义，接下来我想把话题转到当代建筑学领域的对外考察上来。众所周知，建筑学科关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环境，因此对外考察也是这门学科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代建筑学的发展使得它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不同的城市环境与城市现象，于是跨文化跨地域的考察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对外考察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前形势是，西方学术界因研究的驱动而发起了新一轮的考察活动，这些对外考察往往伴随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并驾齐驱，在这一轮回合中本人发现我们东方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的步伐，之所以这么说，是一方面西方高等学府以及研究机构都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的对外考察往往能够涉及得更广更深，派遣出去的考察队伍也往往浩浩荡荡，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已经积累下一个非常完整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框架，考察方法论上也有比较成熟的传承。这就使得西方对外考察在一开始就接受着有系统有条理的指导。然而在这些考察现象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许多理论在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目前许多的域外现象，特别是那些处在发展程度与水平相对落后而且往往又是生活习惯文化传统迥异的地区，而那些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反过来又质疑了西方理论的普世性与可行性。因此西方人出于完善其自身认识与建构其普世理论为出发点展开了广泛的域外考察与研究。虽然这些观察与思考往往离不开他们自身的视角，但客观地说在他们进行的考察活动中还是发现了许多不为留心，不为注意的细节与差异，而且西方考察者们往往也收集了许多重要的当地信息和情报，这些成果都可以作为他们日后进行分析与做出判断的基础。更可怕的是西方人考察之深入有时即便是当地人也都无法企及，甚至有些问题与现象本地人都几乎没有意识到，而那些差异与特点就这样全部被西方考察者们所洞悉掌握，不能不说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情况，在日后与西方人展开的竞争中，恐怕我们一开始就会输在认识的程度上。相比之下，我国的学术团体在对外考察上尚处于非常粗浅的阶段，或者说对外考察的意识与方法都尚未成型，更不用说对域外有深刻的认识。先不谈我们对国外展开的考察收集，即便就在本土，我们许多人的意识里都缺少实地考察的观念，而那些人往往是放置于自己生活的周边环境不顾而去拾人牙慧，硬是要利用几本别人写下的参考书雄心勃勃地对以西方为代表的域外世界展开自己书斋里的学术研究，这种脱离地域环境脱离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怎样能够与别人货真价实的考察结论相提并论？不能不说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在资讯上的落后将会大大制约我们自身体系的建立，同时使得我们的认识只停留在肤浅的阶段而无法深入。信息收集的不平衡也很容易导致我们在未来竞争中再次陷入被动地位，而把解释的话语权拱手让给对方。困扰当今中国建筑与城市理论进步的不是我们缺乏懂得思维的大脑，而是缺乏那种积极探索勤于实考的四体。我们很多问题之所以长期无法突破，就是缺少第一场所的信息收集与分析整理。因此对外考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行动。而我讲的这些还只是认识层面的问题，至于方法层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由于缺乏对外考察的经验，因此对外收集信息与整理信息的方法还停留在相对落后的层面。相比之下，西方学术团体在对外考察的方法论上均有比较成熟的体系，这当然也得益于西方理论的进步，例如现象学的哲学基础进一步帮助了西方学者对于现象观察的理解，并且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现象纪录的方法；又如制图术观念的进步也帮助了西方学者利用绘制地图来处理信息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利用绘图将考察成果记录下来；再如西方历史观念的扎实使得西方学者善于发现历史记录，并且利用历史信息和线索加以判断与做出分析。与此同时，西方人还擅长于从其他学科当中借鉴方法取长补短，这样一些新的视角与方法也同时引进，因而极大程度地更新了他们原有的方法体系。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够利用这些发展出来的方法论对任何文化任何地域展开非常切实有效，适应性强的考察活动。而这恰恰也是我们尚不成熟的。然而当前形势的变化又不得不使我们要正视对外考察活动的紧迫性。
为什么说对外考察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学领域有着重要意义呢？我想总结以下零散的几点加以说明：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一个急速发展的时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适合我们发展的模式，而那些模式并不是现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因此对外考察则是我们快速收集现成案例的重要方法，西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现成的实例，这些实例并不能直接被我们套用，于是我们需要经过对外考察来加以分析整理。其次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在不知不觉地实践当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尚缺乏理论的指导，而理论的生成则需要更多的实例分析作为基奠，实例的收集不仅离不开本土的案例，更离不开对域外案例的收集，因此对外考察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只有我们利用对外考察才能去获得其它国家所面临同样问题而得到的经验，这些信息的获得可以帮助我们对问题本质作出相应的判断，因而达到形成理论的目的。这既是西方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考察活动也同时是我们必须要立即着手展开的工作。再次，对外考察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当前对于新型海外领域的开发已经成为中国所要面对的任务，例如大量有中国参与的非洲基础设建设与城市化进程使得我们的技术力量已经走出国门去更广泛的市场拓展，然而问题往往来自于我们自身对当地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缺乏的必要了解，而使得我们往往很难把项目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对外考察所带来的信息收集与知识积累成为了唯一途径，只有我们将对外考察工作做的更加深入更加具体，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展开一些更有意义更有水准的工程。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对域外知识的获取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已经在域外所展开的实践活动。因而更加证明了对外考察的紧迫性。其四，建筑学科作为一门技术学科，它对物质环境的探索有着很大的意义，然而建筑学也同时是一门展现文化软实力的学科，因为建筑美学的成熟与否也是一个地区一个文化，社会文明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尚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从自身发现与探索的角度上来说，对外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和分析那些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社会背景与文明程度，我们要找寻到一条自己特色的道路也离不开对其他地域文明的学习与探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且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轨迹。因而当前中国建筑学的长足进步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对外考察的学习程度与理解程度上，针对西方，特别是那些文化昌明的地域，更加需要我们专业学者从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对外考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最后，不得不提及的一点，正如前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不单单在建筑学领域中，在任何其他领域也一样。对外考察的本质就是拓展知识面，信息面的工作，而未来我们和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本质上说还是知识程度的较量。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加丰富的知识面，通过对外考察来拓展知识也是唯一的途径，只有扎扎实实地从现在做起，我们才不至于再次被西方文明所淘汰。
综上所述，对外考察成为了我们赶超西方，完善自身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方法。对外考察意识的形成也是我们思维转变的标志，因为当我们将视野投向域外的时候，那种积极开拓，积极探索的主动意识也就逐渐形成，而这种意识对于一个未来要进行文明崛起的民族来说意义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花这么大的篇幅来阐述对外考察的真正缘由。
平原
二零零九己丑年，十月十八日完稿
伦敦 里尾新居
对外考察是一件十分有趣同时也是十分艰辛的工作，但不管怎样它是一件用切身感受收集信息的行为，因此考察本身就是带有体验性的。考察行为是信息收集的工作，这项工作虽然原始但却十分必要，考察能够让我们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同时实地体验的获得可以加强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考察行为的侧重点或者说程度虽然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未来要利用各方面信息和知识来决策的人来说，考察则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历史上很多事物的学习与了解大都是通过原始的考察获得的，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不同地域，彼此有着不同特色的文明之间，考察与记录也是双方沟通的唯一渠道。与此同时，由于考察行为本身也为我们带来了考察技术与方法的进步，可以说考察行为让我们提升了收集信息获取知识的能力，并且扩展和更新了各方面的技术。而这些技术的进步又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加有效的信息储备。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几大不同文明之间，文明进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文明是否拥有并且具备对外考察和纪录的能力。例如汉代的张骞，他的西域之旅虽然历经波折但他沿途所观察记录下的信息为后来汉朝朝廷打通前往西域通商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汉朝政府了解域外信息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显著的表现就在后来汉朝政府对匈作战时拥有的了比匈奴人更加深刻的西域的认识，这使得汉庭能够在对外交往上取得先机。又如唐代僧人玄奘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收录了玄奘19年间在西域，印度游历的见闻，并且这些考察纪录十分详实地将当时印度文明的许多重要文物如雕刻，建筑，以及那时人们的风俗，习惯，佛教传说等记载下来，且不要说丰富了当时唐代人对国外的了解，就算是在当代他的文献也成为我们了解和学习古代印度文明的重要参考。因此可以看出对外考察的工作本身也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有过这样行旅经历的人在历史长河中也许为数不少，然而真正能像玄奘那样把随行考察的事实一一记录下来的可就屈指可数了。且恰恰是这样的纪录有力的证明了那些古代文明的先进性。然而历史上的东方虽然注重对外考察的纪录却在对待考察成果的理解上明显不如西方来得更加积极主动。我们中国在古代对外交往的过程中虽然纪录和考察了大量的域外文明，除了我们对佛教的积极吸取外，就总体而言域外知识还只是一种主流文明的补充而已并没有引发更深入的探讨和社会的激变。相形之下西方人对域外探求往往就从好奇开始，然后通过那些域外见闻的纪录去搜寻与发现新的世界。当然我们可以暂时撇开历史大环境的各自背景去探讨这种东西双方的差异，仅从现象本身来看，西方人的确通过吸取域外考察的纪录而大大丰富扩展了自己的行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那个颇具争议的《马可波罗游记》一时间将整个欧洲社会振奋起来，并且激发了欧洲人后来积极参与地理大发现的热情。不能不说在对外考察上西方人来的要更加主动更加积极。15 世纪以前的世界，东西方之间对于各自拥有的域外认识大体上相当，甚至在实践方面东方文明进行的还更加深入，例如元代汪大渊的航海考察，明代郑和船队的官方考察等都较之西方率先达到更远更深的地域，加上早前就已经被东西各方人士打通的路上丝绸之路，也使得当时的中国对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部，北部非洲甚至今天的大洋洲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流传于13 14世纪中国人的文献记录中得到证明。而中国于15世纪时航海技术以及航海实践都达到鼎盛之后，由于明朝与清朝政府锁国政策的推行使得对外考察的行动得不到实施，这一时间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故而我们将对世界的认识与探索拱手让给了西方。葡萄牙人率先进行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可以说欧洲人对于世界的总体认识大大强于了东方。而相应的欧洲人对于东方的考察纪录也随着传教士的来华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入起来。这些考察行为不仅让西方人的纪录成为我们了解自己历史的旁证，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西方人的考察报告以及游记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发展。可以这么说西方人在拥有的这些对外知识后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他们的文明。这种拓展使得后来东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上都大大落后于西方。这种对外认识的薄弱使得后来的中国政府屡屡在外交决策上犯下错误，并且最终被西方识破而导致了19世纪中后期的对华侵略战争，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学者才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域外，猛然间才发现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文明数百年。有幸的是虽然中华文明的颓势短期内无法挽回，但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的民族，因此在19世纪下半叶还是涌现出了不少学者的著作，这批著作的问世一方面对于唤起民众睁眼看世界，唤醒中国昏睡的政治体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向后人传达了对外考察与对外探索的重要性，这些人堪称中国近代的启蒙先锋。在这里我列举其中二三人为例，借他们的话来谈谈对外考察的重要性。
首先，最早一位认识到考察域外信息与情报收集工作之重要性的是清代学者，政治家，文学家姚莹（1785～1853）， 他曾著有《康輶纪行》一书，由于姚莹在从政生涯中有过抵御外侮的经历因此他更加意识到对敌人了解与熟悉的必要性，为此他的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 为目的，而且此书本身除了引用史料信息和典故外还大量结合他本人在西南考察的心得与体会，加上对一部分人物的采访考证才将本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作了相应的探讨。同时他还认为英国，法国，俄国等这些列强远离中国，但他们多年研究考察中国，对中国人文，地理的熟悉程度非常深入，相反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却一无所知，这才是我们败于他们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有感于此姚莹才写下他那本史地著作借以丰富国人的域外认识。此外另一位清代学者魏源（1794～1857）将林则徐收集的海外资料汇编成册最终写成《海国图志》一书，这本书虽然不是作者本人的考察报告，但却收录了各方面汇集的域外信息，进而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一部介绍世界诸国国情的巨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愚昧荒唐的国人面前编撰成了一部普及海外知识的基本教材。第三位晚清的重要学者，政客出身的徐继畲（1795～1873）也是一位将域外信息汇总收集成册的中国学者，他虽然也没有亲历西方考察，但他能够参阅文献并且向西方官员询问调查而汇总成一部图文并茂的百科全书《瀛环志略》，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按照世界大洲加以分类并且对各国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之间的差别等都作了详尽的记载和评论。可以说他的努力使得中国能够在19世纪末叶补上我们所欠缺的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后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他也谈及了中国的现实已经无法离开世界格局这一全球化的端倪，以及在他的著作中还介绍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封建王朝尚未崩溃的时代率先引进了民主政治的模式。因此从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外域信息给未来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它们也激发了此后中国人重新认识并发现世界的热情。当然上述三人的著作除了姚莹的《康輶纪行》有其部分实地考察的经历外，其余两部都还算不上是对外考察的成果，不过之所以要将他们列举出来，是因为他们都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对外考察获取域外知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上述三人虽然作为先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推动了我们重新学习世界的步伐。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唤醒我们积极主动获取域外信息的意识。以致于直至目前东西双方认识的程度依然没有平衡。虽然说考察行动的实施也需要极大的经济支持，但总体说来我们除了在考察行动，考察程度上落后于西方，同时也反映在考察观念与考察手段上亦落后于西方。
正如前文提及，对外考察一方面是收集信息和积累知识的过程，同时考察行为本身也促进了考察观念和考察技术的进步，首先从考察观念上看，对外探索的意识往往总是先于考察行为本身的，也可以这么说晚清的三位启蒙先行者虽然他们并没有作出更为深入的实地查考，但他们的著作无异于是首先接受了对外探究的意识，并在其驱动下所写就的。在古代如果我们细心便可以发现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文明的两极都经历有过从早期考察观念的形成进而发展出用于指导考察的科学技术的过程，例如西方早期制图学的创始人托勒密（约90年—168年）利用当时社会欧亚非之间交流往来的频繁与深入，凭借他自我感知与收集来的各方信息编制出一份当时所谓的世界地图，尽管这样的地图与现实出入很大，但毕竟是托勒密根据别人旅行见闻和记录得来的信息之后汇总而成的一幅地图，可以看出托勒密的制图也是出于对外域信息极大兴趣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探索意识的驱动，他的成果基本收录于其《地理學指南》一书中。与此同时托勒密还研发了一套制图法则，而这种制图法则成为了后来促进考察科学进步的重要基础。而东方制图学先驱裴秀（224年－271年）也是在其多年工作中对于地形山川的观察中创造了“制图六体”理论，为中国古代制图学奠定了理论和科学的基础，裴秀组织编绘的《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也成为了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集。这些制图手段的进步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考察技术的进步。后人们正是利用着他们给出的技术与手段逐步将步伐迈向更为遥远的域外，而制图术的产生使得人们能够结合地理常识对不同地域进行有效的信息梳理与整理，事后证明制图本身成为了对外考察的重要手段。制图学的例子告诉我们，对外考察是一种逐步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认识的深入而逐步完善，因此我们必须在伴随考察的过程中丰富我们的考察手段与技术，使得最大程度地能够在对外考察中收集到有用的素材。
上文从历史的回顾中探讨了对外考察的意义，接下来我想把话题转到当代建筑学领域的对外考察上来。众所周知，建筑学科关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环境，因此对外考察也是这门学科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代建筑学的发展使得它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不同的城市环境与城市现象，于是跨文化跨地域的考察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对外考察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前形势是，西方学术界因研究的驱动而发起了新一轮的考察活动，这些对外考察往往伴随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并驾齐驱，在这一轮回合中本人发现我们东方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的步伐，之所以这么说，是一方面西方高等学府以及研究机构都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的对外考察往往能够涉及得更广更深，派遣出去的考察队伍也往往浩浩荡荡，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已经积累下一个非常完整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框架，考察方法论上也有比较成熟的传承。这就使得西方对外考察在一开始就接受着有系统有条理的指导。然而在这些考察现象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许多理论在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目前许多的域外现象，特别是那些处在发展程度与水平相对落后而且往往又是生活习惯文化传统迥异的地区，而那些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反过来又质疑了西方理论的普世性与可行性。因此西方人出于完善其自身认识与建构其普世理论为出发点展开了广泛的域外考察与研究。虽然这些观察与思考往往离不开他们自身的视角，但客观地说在他们进行的考察活动中还是发现了许多不为留心，不为注意的细节与差异，而且西方考察者们往往也收集了许多重要的当地信息和情报，这些成果都可以作为他们日后进行分析与做出判断的基础。更可怕的是西方人考察之深入有时即便是当地人也都无法企及，甚至有些问题与现象本地人都几乎没有意识到，而那些差异与特点就这样全部被西方考察者们所洞悉掌握，不能不说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情况，在日后与西方人展开的竞争中，恐怕我们一开始就会输在认识的程度上。相比之下，我国的学术团体在对外考察上尚处于非常粗浅的阶段，或者说对外考察的意识与方法都尚未成型，更不用说对域外有深刻的认识。先不谈我们对国外展开的考察收集，即便就在本土，我们许多人的意识里都缺少实地考察的观念，而那些人往往是放置于自己生活的周边环境不顾而去拾人牙慧，硬是要利用几本别人写下的参考书雄心勃勃地对以西方为代表的域外世界展开自己书斋里的学术研究，这种脱离地域环境脱离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怎样能够与别人货真价实的考察结论相提并论？不能不说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在资讯上的落后将会大大制约我们自身体系的建立，同时使得我们的认识只停留在肤浅的阶段而无法深入。信息收集的不平衡也很容易导致我们在未来竞争中再次陷入被动地位，而把解释的话语权拱手让给对方。困扰当今中国建筑与城市理论进步的不是我们缺乏懂得思维的大脑，而是缺乏那种积极探索勤于实考的四体。我们很多问题之所以长期无法突破，就是缺少第一场所的信息收集与分析整理。因此对外考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行动。而我讲的这些还只是认识层面的问题，至于方法层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由于缺乏对外考察的经验，因此对外收集信息与整理信息的方法还停留在相对落后的层面。相比之下，西方学术团体在对外考察的方法论上均有比较成熟的体系，这当然也得益于西方理论的进步，例如现象学的哲学基础进一步帮助了西方学者对于现象观察的理解，并且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现象纪录的方法；又如制图术观念的进步也帮助了西方学者利用绘制地图来处理信息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利用绘图将考察成果记录下来；再如西方历史观念的扎实使得西方学者善于发现历史记录，并且利用历史信息和线索加以判断与做出分析。与此同时，西方人还擅长于从其他学科当中借鉴方法取长补短，这样一些新的视角与方法也同时引进，因而极大程度地更新了他们原有的方法体系。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够利用这些发展出来的方法论对任何文化任何地域展开非常切实有效，适应性强的考察活动。而这恰恰也是我们尚不成熟的。然而当前形势的变化又不得不使我们要正视对外考察活动的紧迫性。
为什么说对外考察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学领域有着重要意义呢？我想总结以下零散的几点加以说明：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一个急速发展的时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适合我们发展的模式，而那些模式并不是现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因此对外考察则是我们快速收集现成案例的重要方法，西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现成的实例，这些实例并不能直接被我们套用，于是我们需要经过对外考察来加以分析整理。其次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在不知不觉地实践当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尚缺乏理论的指导，而理论的生成则需要更多的实例分析作为基奠，实例的收集不仅离不开本土的案例，更离不开对域外案例的收集，因此对外考察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只有我们利用对外考察才能去获得其它国家所面临同样问题而得到的经验，这些信息的获得可以帮助我们对问题本质作出相应的判断，因而达到形成理论的目的。这既是西方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考察活动也同时是我们必须要立即着手展开的工作。再次，对外考察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当前对于新型海外领域的开发已经成为中国所要面对的任务，例如大量有中国参与的非洲基础设建设与城市化进程使得我们的技术力量已经走出国门去更广泛的市场拓展，然而问题往往来自于我们自身对当地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缺乏的必要了解，而使得我们往往很难把项目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对外考察所带来的信息收集与知识积累成为了唯一途径，只有我们将对外考察工作做的更加深入更加具体，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展开一些更有意义更有水准的工程。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对域外知识的获取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已经在域外所展开的实践活动。因而更加证明了对外考察的紧迫性。其四，建筑学科作为一门技术学科，它对物质环境的探索有着很大的意义，然而建筑学也同时是一门展现文化软实力的学科，因为建筑美学的成熟与否也是一个地区一个文化，社会文明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尚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从自身发现与探索的角度上来说，对外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和分析那些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社会背景与文明程度，我们要找寻到一条自己特色的道路也离不开对其他地域文明的学习与探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且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轨迹。因而当前中国建筑学的长足进步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对外考察的学习程度与理解程度上，针对西方，特别是那些文化昌明的地域，更加需要我们专业学者从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对外考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最后，不得不提及的一点，正如前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不单单在建筑学领域中，在任何其他领域也一样。对外考察的本质就是拓展知识面，信息面的工作，而未来我们和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本质上说还是知识程度的较量。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加丰富的知识面，通过对外考察来拓展知识也是唯一的途径，只有扎扎实实地从现在做起，我们才不至于再次被西方文明所淘汰。
综上所述，对外考察成为了我们赶超西方，完善自身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方法。对外考察意识的形成也是我们思维转变的标志，因为当我们将视野投向域外的时候，那种积极开拓，积极探索的主动意识也就逐渐形成，而这种意识对于一个未来要进行文明崛起的民族来说意义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花这么大的篇幅来阐述对外考察的真正缘由。
平原
二零零九己丑年，十月十八日完稿
伦敦 里尾新居
马耳他
马耳他在我的欧洲考察计划中列属于环地中海考察区，根据《泰西游志》写作计划的需要，这是我对欧洲按照集地缘，历史，民族以及政治等综合因素的考查下而粗略划分出的八个大区中的一个区域。虽然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全境以及伊比利亚半岛除沿海部分城市的西班牙葡萄牙全境均作为单独的考察区外，之所以要专设一个环地中海考察区，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范围内包括了欧洲文明的几处重要发源，如古希腊，古罗马等古典遗迹，也包括了后来基督教文明盛行后所集中的大量中世纪遗存，而这些遗存又多多少少地与历史上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有关，因此历史遗迹紧贴着史实内容，此外这个大区内又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替地带，于是使得这里从古至今充满着复杂的历史渊源与文明对立，例如若将环地中海所有南部与东部地区也计算在内，这个地域则还覆盖了大量伊斯兰世界的著名城市如耶路撒冷，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等，因此我所划分的这个环地中海考察区是整个欧洲考察中最为丰富与多元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地中海上充满争斗的历史传统已经远远退去，在周边各国的努力经营下使得这里也成为了当代欧洲最富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因此大量当代城市化的开发与建设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作为度假天堂的地中海之貌，或者可以说历史上圣地与如今旅游者的胜地在这里得到了统一。
马耳他是地中海上为数不多的岛国，另一个岛国恐怕要算希腊土耳其所分治的塞浦路斯岛了。与塞浦路斯分裂状态不同的是，马耳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持了一个基督教城市的传统与面貌。因此也可以说马耳他成为了基督教世界安插在伊斯兰前沿的一个海上前哨站。于是我们仅凭都想象便可以体会夹杂在两大宗教势力下的那种动荡与不安。事实上，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以便了解这座小岛复杂的沿革。除了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时新石器时代有过的原始居民外，最早来到马耳他岛定居的要数腓尼基人了，腓尼基人是产生于公元前十四五世纪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四处航海，游弋经商。大概在公元前十世纪时一部分腓尼基人就选择定居在马耳他，此后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人也来过这里，在古希腊之后这里又为腓尼基人创建的迦太基帝国所统治，而直至三次布匿战争后，于公元前217年马耳他划归为古罗马帝国所有。公元一世纪时马耳他开始有了基督教的信仰与传播。而随后的世界便进入了动荡的公元后四五世纪，这两个世纪可谓是天下大乱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那些古典时代稳定下的各个文明都前所未有地遭受到来自北方蛮族的入侵，在亚洲有两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在欧洲则有日耳曼人的南下入侵，因此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也没能逃过被夺占的命运，北方日耳曼人的分支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都曾经统治过这里。有趣的是这两支日耳曼人都是在遭到匈奴人的压迫下而被动南迁的，以至于那时行将就木的西罗马帝国连同其首都罗马城一道都频繁地遭到这些南下蛮族的洗劫。马耳他的局势也直到公元553年被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王朝接管后而有所稳定。又过了大约三个世纪后，公元870年，马耳他遭到了来至南边突尼斯的阿拉伯艾格莱卜王朝的入侵而落入他们手中，因此马耳他的很多历史遗迹在那个时期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公元12世纪，1127年马耳他正式并入诺曼人创立的西西里王国，马耳他也因此再次进入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历史一直记述到这，马耳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历史辉煌，因为在这之前马耳他一直以来不是被这个帝国侵吞，就是被那个帝国霸占，似乎总是在强大政治势力的博弈与取舍下侥幸图存。而真正让马耳他人为之骄傲的历史时期却是由当时称霸欧洲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也称卡尔五世，查理五世）将马耳他岛赐封给曾经骁勇善战的圣约翰骑士团的那一刻开始的。从那时起这个中世纪十字军的产物就与马耳他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就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世界的强大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开始了它雄心勃勃的西征，成就马耳他历史荣耀的时刻也因此到来。
在提及马耳他那场由圣约翰骑士团抵抗奥斯曼帝国入侵的历史之前，首先必须了解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骑士团这一组织。可以说骑士团本质是一个很独特的军事组织，有着强大的武装力量，而这样的武装又并非属于某一国家，因此失去了土地为其根本的依托，此外虽然他们名义上服从教皇，然而实际上却并不受其节制。于是他们在历史上游弋性很强。在闻名于欧洲的骑士团当中最著名的三支骑士团分别是：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都是产生于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时十字军东征期间。其中最早的圣约翰骑士团原先只为一个医护性的行善组织，直至12世纪初才逐步演变为一个军事修会，并且最终成为驻扎于耶路撒冷的军事力量，这支力量后来随着位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王国被阿拉伯人击败，才退出巴勒斯坦地区。后来经过塞浦路斯，罗德岛的辗转最终定居于马耳他。而圣殿骑士团，为法国贵族创立，本来也是用于保护前往圣城朝拜的朝圣者而成立的一个军事修会，这支骑士团因为后来受到教皇的关照而奠定了它重要的地位，它作为罗马教廷最可靠的军事力量而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使其铸就成一个强大的军事武装，可惜也是因为财富使得这个骑士团的下场最为惨烈。这支最强大的骑士团在历史上遭受重创的时候是在那场由撒拉丁导演的哈丁战役中，这场战役几乎让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全军覆没，从那以后圣殿骑士团就渐渐退出历史，圣殿骑士团在三大骑士团中结局算是最为糟糕的一个，因为它最终辗转回到了法国。与圣约翰骑士团苦战罗德岛，死守马耳他并最终在马耳他立足，条顿骑士团利用东北欧动荡的局势而在普鲁士创立骑士团国相比，圣殿骑士团的那次回国算是自投罗网了，因为他们的财富与力量无异于冲撞了法国的政治集团。于是当时法国的国王腓力四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整个圣殿骑士团在法国的势力，从而肃清了他本人的政治障碍。这次事件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五的由来，而这个富有的骑士团所属的财产则自然被瓜分一清，有趣的是发动那场利用莫须有罪名而大开杀戒的法国国王只是侵吞了骑士团在法国的小部分财产，大部分遗产在教皇的准允下则被圣约翰骑士团所继承，从此圣殿骑士团就这样淡出了历史舞台。条顿骑士团在这三个骑士团当中是产生最晚的一个，然而它确是由清一色的德意志民族所组成的骑士团。条顿骑士团是在哈丁战役之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成立的，和早期的圣约翰骑士团一样，他们也是作为医护组织而存在的，由于产生时间较晚，条顿骑士团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发展的一直很慢，而历史意外地让这支日耳曼人的骑士团很快地找到了机遇，那就是由于匈牙利和波兰国王先后邀请条顿骑士团的参战而使得这一支骁勇的军事集团找到了它的生存空间。最终他们能够在普鲁士地区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这便就是欧洲历史上三大骑士团的简要历史，位于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则是十五世纪马耳他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强大军事力量的主角。
接下来便是介绍当时对阵的另一个主要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统治这一强大帝国的是苏莱曼一世。这个国祚长达六百多年的大帝国运行到苏莱曼的时候已经处于顶峰，而这样的实力也就铸就了这位帝国苏丹成为了一个“猛击、毁坏和消灭一切挡道的东西”的人。他在位期间所进行的主要事业就是帝国的扩张，而扩张的一个主要进攻方向就是当时的欧洲，这也是历史上欧洲遭受来自亚洲进攻的为数不多的一则战例。苏莱曼在他的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战役都是以胜利告终，然而比较难缠的对手却是那这支相对弱小的圣约翰骑士团。骑士团与这个强大的对手一共交手两次，且分别在地中海的罗德岛和马耳他岛，而马耳他岛的攻防战则成为了击退强大土耳其军队的一则经典战例。
。老实说圣约翰骑士团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素养，即便在罗德岛战役中，骑士团能够凭借微薄的守军抵抗苏莱曼的数十万大军，而且这一仗就打了大半年之久，最后还是在双方体面地协议下才迫使圣约翰骑士团从罗德岛退兵。因此可以这么认为苏莱曼虽然战略上赢得了这一重要岛屿，但在战役上却输的比较尴尬。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把其利剑插入了欧洲的心脏，他们一举攻下了匈牙利并且将大军合围至维也纳城下。而撤出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并没有直接去马耳他，因为那还是七年以后的事。那时他们在欧洲四处游弋，直到1530年奉教皇和查理五世的命令，这支队伍又得以重返地中海。这一举动当然会引起奥斯曼土耳其的强烈不安，于是1565年土耳其人开始进攻马耳他。这次进攻和上次罗德岛战役情况几乎相差无几，土耳其人几乎遭受了最为顽强的抵抗，领导这场战役的是当时骑士团的大团长法国人让·德拉·瓦莱塔(Jean de Valetta)，这场战役他本人也被流弹击伤腿部，现在在马耳他的Birgu还保留了他当时受伤地点的纪念。而那时的Birgu还是马耳他圣约翰骑士团的首都，那场大战几乎夷平了马耳他各大城池，艰守中的骑士团成员最终靠得从西班牙前来支援的援军得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而那次战役后，马耳他几乎成为了荣耀与胜利的代名词，纷纷赶来支援的欧洲骑士都会集于此。1565年的这场战役几乎决定了马耳他的命运，欧洲各国都因这场战役的胜利而为马耳他伸出援助之手，财富，技术蜂拥而来，在重新建设防御的同时，以大团长瓦莱塔命名的新首都也诞生了，而且这座古城由米开朗基罗的助手弗朗西斯科·拉帕莱利(Francesco Laparelli) 设计, 他于1566年6月完成了新城瓦莱塔的设计图纸，那时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便是将整座岛屿连成一体成为一个链形的防御体系，由于瓦莱塔的建设已经步入了稳步的轨道，这位设计师于1569年离开马耳他，不幸的是他于次年后病故于瘟疫。也就是说当今马耳他城市的大部分雏形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形成的。今天的马耳他的首都至今仍然保留着十六世纪的样子。巨大的军事性城墙成为了马耳他几座古城的重要特征。这座城市几乎就是一座展现胜利与荣耀的雕塑，似乎历史上很多城市的形成都几乎离不开这样的规律，因为城市往往总是把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面保留下来，或者说那个辉煌时代为城市创立下了基本的骨架，日后即便是城市发生变迁，那个辉煌时代的印记却总是存在。虽然不少历史城市经历过战乱的彻底毁坏，然而废墟之上的重建又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样的重建往往是集中的，广泛的和深入的，于是城市的基础便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创立下来。而如果那个集中建设的时代一过，只要不再发生巨大的动荡，那么城市的变迁可以说已经基本稳定。就好像我们看到今天的伦敦，虽然有了不少当代的建筑，然而工业时代的基础为伦敦奠定了基本的空间与色调；同样产生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巴黎，城市到了今天也没办法脱离那个时代建立的骨架。这个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不同城市所面对的历史机遇，从而也可以让我们反过来从历史中找寻城市的逻辑。马耳他的许多城市就成了我们了解十六世纪欧洲城市的典范，事实上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来考察这里的。首都瓦莱塔及其周边的三座历史名城都强烈的保留下古代的城墙，而我的任务便是顺着这样的城墙围绕着城市寻找其历史演变的痕迹。令人赞叹的是古代那些出于军事目的的城堡式建筑体现出了非常雄性化的的姿态并构成了令人迷惑的空间形态，那些大小不一的凸出棱堡又成了一个天然的观景平台，于是经历五百年的演化，到了今天这些当年充满神秘的军事建筑转而成为今天令人向往的城市公园，这几乎充满戏剧性的转化正是那些古城的魅力。城市的转型与演化正是让这些神奇的转变得以实现的基础。
我是五月初来到这个小岛的，记得当时到达的时候恰好是周五的晚上，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的马耳他正好迎来其加入欧盟的五周年纪念日，于是按照节目日程的安排，在海湾的水面上放起了美丽的烟花，而这时的瓦莱塔早已是万人空巷，游人们都集合到观景平台上，熙熙攘攘，等待着焰火的表演。一到旅馆我几乎二话没说，就要了一杯当地的啤酒，站在旅馆的阳台上，享受起夜幕瓦莱塔海湾的那种节日般的气氛。瓦莱塔给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还是那透露出古朴的城市格调，暖色调的路边照明使得那些本来就是石灰黄的建筑更加充满古老的气息，加上那特有的窗台，让我一下子就被这古老的城市深深吸引，有一种所不出来的冲动在我身上发作，这种感觉总伴随着我看到那些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时而出现。总体说来欧洲的城市有两种基本的格调，一种是由日耳曼血统的北方人构成的城市，这群人主要有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北欧人，另一种是由拉丁血统的南方人构成的城市，这群人主要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希腊人，和部分法国人。为什么按照两大人种来划分城市的格调呢？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些同属一个民族的城市，在很多本质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就比如说马耳他基本上秉承着拉丁人的习惯，城市街道充满着外向型的元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由于南方的气候炎热，基本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能享受到阳光的沐浴，这就使得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对外部空间的需求，于是在这些拉丁国家的城市街道中，往往能感受到那种室内生活向室外空间延伸的特点，例如在住区的街道上虽然是多户人家公用，但总是能让人体会到一种起居室延伸的感觉。因此我们也不必奇怪，那些不时悬挂于户外的衣物，和那些码放得很好的盆栽也都能出现在我们行走大街的两旁。这是一种生活的元素，但也只有具备这样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才能将他们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这种现象到了北方就完全不一回事了，首先湿润寒冷的气候使得那里的居民们巴不得让自己躲进一个保暖的小屋，生上篝火，温暖干燥的室内几乎可以把刚刚洗好的衣物晾干，因此也不必要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私物悬挂于寒冷的屋外。马耳他住宅建筑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那独有的封闭式样台，这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来说多少有些熟悉，因为在中国的很多住宅中封闭式阳台占有很大的比例。但中国这种封闭阳台大多是出于防盗的目的，同时围合出来的阳台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房间。然而马耳他的阳台多半是墙内梁的向外悬挑，因此也就半米到一米的进深，然而绿色的木窗框和米黄色的石材质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一个个的阳台就像凸窗一样，构成了建筑富有节奏的立面。我倒突然有个奇想，因为我很希望在我们中国的老城区里也进行一轮门窗改革，这样马耳他的样式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想象一下在那些七八十年代板式建筑的外阳台上都安装上统一的古典风格的木窗框，也许又是另一番效果。
马耳他作为一个岛国，人口也只有四十多万，旅游业是该国的一个主要产业，虽然马耳他的经济水平在欧盟成员国中不算很高，按照2007年的统计，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16000美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可以说在欧洲国家中算是比较低的一个。然而就以这样的指标来看待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环境，我不得不承认，马耳他拥有良好的社会治安以及社会秩序，同时虽然大部分都是历史建筑和街区，而且居住环境也都充满着生活痕迹。但街道的整洁和优良的基础设施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样的人均收入反映到其产业特色上，因为其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低廉，所以在马耳他的经济发展中加工制造业成为其主要工业产业。此外旅游业，国际贸易等都是该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凭借着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房地产业也逐渐呈现出一种增长趋势，许多欧洲国家的人都将马耳他作为他们的度假胜地，同时也带动了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这种现象就好像远东的俄罗斯人来到中国的海南购置房产一样，都是为自己选择一块休闲避寒之地。我想未来随着航空产业的进步，这种跨地域的地产投资将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消费方向。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旅游休闲产业所带动的房地产开发从而推动其建筑业的发展。同时服务业，物流夜以及航空，海运等运输业也同时增长。由此看来利用现有资源极力促进旅游休闲产业的进步是像马耳他这样的旅游，风景资源丰富的岛国所必须面对的。
在我游荡的几天中，几乎只是看到游客。如果这些游人们一夜走光，那么纵使古城再富有历史韵味，留下的恐怕也只是宁静与空寂。这一点我在周日的傍晚似乎已经能感受到。在我看来这样的岛国多少缺失了几分当代生活的都市性。如果年轻人常年呆在这样的环境里势必也会养成慵懒的作风。毕竟历史的辉煌只是那短暂的一瞬间，真正与我们相伴的恐怕还是那些无聊的近乎平淡的生活。关于马耳他的记录我也只能到这，因为要进一步揭开她的本质，恐怕只能希冀下次旅途的到来。
平原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至四日访问马耳他
十月十五日本文脱稿。
伦敦，里尾新居。
马耳他是地中海上为数不多的岛国，另一个岛国恐怕要算希腊土耳其所分治的塞浦路斯岛了。与塞浦路斯分裂状态不同的是，马耳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持了一个基督教城市的传统与面貌。因此也可以说马耳他成为了基督教世界安插在伊斯兰前沿的一个海上前哨站。于是我们仅凭都想象便可以体会夹杂在两大宗教势力下的那种动荡与不安。事实上，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以便了解这座小岛复杂的沿革。除了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时新石器时代有过的原始居民外，最早来到马耳他岛定居的要数腓尼基人了，腓尼基人是产生于公元前十四五世纪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四处航海，游弋经商。大概在公元前十世纪时一部分腓尼基人就选择定居在马耳他，此后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人也来过这里，在古希腊之后这里又为腓尼基人创建的迦太基帝国所统治，而直至三次布匿战争后，于公元前217年马耳他划归为古罗马帝国所有。公元一世纪时马耳他开始有了基督教的信仰与传播。而随后的世界便进入了动荡的公元后四五世纪，这两个世纪可谓是天下大乱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那些古典时代稳定下的各个文明都前所未有地遭受到来自北方蛮族的入侵，在亚洲有两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在欧洲则有日耳曼人的南下入侵，因此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也没能逃过被夺占的命运，北方日耳曼人的分支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都曾经统治过这里。有趣的是这两支日耳曼人都是在遭到匈奴人的压迫下而被动南迁的，以至于那时行将就木的西罗马帝国连同其首都罗马城一道都频繁地遭到这些南下蛮族的洗劫。马耳他的局势也直到公元553年被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王朝接管后而有所稳定。又过了大约三个世纪后，公元870年，马耳他遭到了来至南边突尼斯的阿拉伯艾格莱卜王朝的入侵而落入他们手中，因此马耳他的很多历史遗迹在那个时期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公元12世纪，1127年马耳他正式并入诺曼人创立的西西里王国，马耳他也因此再次进入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历史一直记述到这，马耳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历史辉煌，因为在这之前马耳他一直以来不是被这个帝国侵吞，就是被那个帝国霸占，似乎总是在强大政治势力的博弈与取舍下侥幸图存。而真正让马耳他人为之骄傲的历史时期却是由当时称霸欧洲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也称卡尔五世，查理五世）将马耳他岛赐封给曾经骁勇善战的圣约翰骑士团的那一刻开始的。从那时起这个中世纪十字军的产物就与马耳他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就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世界的强大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开始了它雄心勃勃的西征，成就马耳他历史荣耀的时刻也因此到来。
在提及马耳他那场由圣约翰骑士团抵抗奥斯曼帝国入侵的历史之前，首先必须了解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骑士团这一组织。可以说骑士团本质是一个很独特的军事组织，有着强大的武装力量，而这样的武装又并非属于某一国家，因此失去了土地为其根本的依托，此外虽然他们名义上服从教皇，然而实际上却并不受其节制。于是他们在历史上游弋性很强。在闻名于欧洲的骑士团当中最著名的三支骑士团分别是：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都是产生于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时十字军东征期间。其中最早的圣约翰骑士团原先只为一个医护性的行善组织，直至12世纪初才逐步演变为一个军事修会，并且最终成为驻扎于耶路撒冷的军事力量，这支力量后来随着位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王国被阿拉伯人击败，才退出巴勒斯坦地区。后来经过塞浦路斯，罗德岛的辗转最终定居于马耳他。而圣殿骑士团，为法国贵族创立，本来也是用于保护前往圣城朝拜的朝圣者而成立的一个军事修会，这支骑士团因为后来受到教皇的关照而奠定了它重要的地位，它作为罗马教廷最可靠的军事力量而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使其铸就成一个强大的军事武装，可惜也是因为财富使得这个骑士团的下场最为惨烈。这支最强大的骑士团在历史上遭受重创的时候是在那场由撒拉丁导演的哈丁战役中，这场战役几乎让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全军覆没，从那以后圣殿骑士团就渐渐退出历史，圣殿骑士团在三大骑士团中结局算是最为糟糕的一个，因为它最终辗转回到了法国。与圣约翰骑士团苦战罗德岛，死守马耳他并最终在马耳他立足，条顿骑士团利用东北欧动荡的局势而在普鲁士创立骑士团国相比，圣殿骑士团的那次回国算是自投罗网了，因为他们的财富与力量无异于冲撞了法国的政治集团。于是当时法国的国王腓力四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整个圣殿骑士团在法国的势力，从而肃清了他本人的政治障碍。这次事件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五的由来，而这个富有的骑士团所属的财产则自然被瓜分一清，有趣的是发动那场利用莫须有罪名而大开杀戒的法国国王只是侵吞了骑士团在法国的小部分财产，大部分遗产在教皇的准允下则被圣约翰骑士团所继承，从此圣殿骑士团就这样淡出了历史舞台。条顿骑士团在这三个骑士团当中是产生最晚的一个，然而它确是由清一色的德意志民族所组成的骑士团。条顿骑士团是在哈丁战役之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成立的，和早期的圣约翰骑士团一样，他们也是作为医护组织而存在的，由于产生时间较晚，条顿骑士团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发展的一直很慢，而历史意外地让这支日耳曼人的骑士团很快地找到了机遇，那就是由于匈牙利和波兰国王先后邀请条顿骑士团的参战而使得这一支骁勇的军事集团找到了它的生存空间。最终他们能够在普鲁士地区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这便就是欧洲历史上三大骑士团的简要历史，位于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则是十五世纪马耳他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强大军事力量的主角。
接下来便是介绍当时对阵的另一个主要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统治这一强大帝国的是苏莱曼一世。这个国祚长达六百多年的大帝国运行到苏莱曼的时候已经处于顶峰，而这样的实力也就铸就了这位帝国苏丹成为了一个“猛击、毁坏和消灭一切挡道的东西”的人。他在位期间所进行的主要事业就是帝国的扩张，而扩张的一个主要进攻方向就是当时的欧洲，这也是历史上欧洲遭受来自亚洲进攻的为数不多的一则战例。苏莱曼在他的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战役都是以胜利告终，然而比较难缠的对手却是那这支相对弱小的圣约翰骑士团。骑士团与这个强大的对手一共交手两次，且分别在地中海的罗德岛和马耳他岛，而马耳他岛的攻防战则成为了击退强大土耳其军队的一则经典战例。
。老实说圣约翰骑士团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素养，即便在罗德岛战役中，骑士团能够凭借微薄的守军抵抗苏莱曼的数十万大军，而且这一仗就打了大半年之久，最后还是在双方体面地协议下才迫使圣约翰骑士团从罗德岛退兵。因此可以这么认为苏莱曼虽然战略上赢得了这一重要岛屿，但在战役上却输的比较尴尬。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把其利剑插入了欧洲的心脏，他们一举攻下了匈牙利并且将大军合围至维也纳城下。而撤出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并没有直接去马耳他，因为那还是七年以后的事。那时他们在欧洲四处游弋，直到1530年奉教皇和查理五世的命令，这支队伍又得以重返地中海。这一举动当然会引起奥斯曼土耳其的强烈不安，于是1565年土耳其人开始进攻马耳他。这次进攻和上次罗德岛战役情况几乎相差无几，土耳其人几乎遭受了最为顽强的抵抗，领导这场战役的是当时骑士团的大团长法国人让·德拉·瓦莱塔(Jean de Valetta)，这场战役他本人也被流弹击伤腿部，现在在马耳他的Birgu还保留了他当时受伤地点的纪念。而那时的Birgu还是马耳他圣约翰骑士团的首都，那场大战几乎夷平了马耳他各大城池，艰守中的骑士团成员最终靠得从西班牙前来支援的援军得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而那次战役后，马耳他几乎成为了荣耀与胜利的代名词，纷纷赶来支援的欧洲骑士都会集于此。1565年的这场战役几乎决定了马耳他的命运，欧洲各国都因这场战役的胜利而为马耳他伸出援助之手，财富，技术蜂拥而来，在重新建设防御的同时，以大团长瓦莱塔命名的新首都也诞生了，而且这座古城由米开朗基罗的助手弗朗西斯科·拉帕莱利(Francesco Laparelli) 设计, 他于1566年6月完成了新城瓦莱塔的设计图纸，那时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便是将整座岛屿连成一体成为一个链形的防御体系，由于瓦莱塔的建设已经步入了稳步的轨道，这位设计师于1569年离开马耳他，不幸的是他于次年后病故于瘟疫。也就是说当今马耳他城市的大部分雏形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形成的。今天的马耳他的首都至今仍然保留着十六世纪的样子。巨大的军事性城墙成为了马耳他几座古城的重要特征。这座城市几乎就是一座展现胜利与荣耀的雕塑，似乎历史上很多城市的形成都几乎离不开这样的规律，因为城市往往总是把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面保留下来，或者说那个辉煌时代为城市创立下了基本的骨架，日后即便是城市发生变迁，那个辉煌时代的印记却总是存在。虽然不少历史城市经历过战乱的彻底毁坏，然而废墟之上的重建又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样的重建往往是集中的，广泛的和深入的，于是城市的基础便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创立下来。而如果那个集中建设的时代一过，只要不再发生巨大的动荡，那么城市的变迁可以说已经基本稳定。就好像我们看到今天的伦敦，虽然有了不少当代的建筑，然而工业时代的基础为伦敦奠定了基本的空间与色调；同样产生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巴黎，城市到了今天也没办法脱离那个时代建立的骨架。这个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不同城市所面对的历史机遇，从而也可以让我们反过来从历史中找寻城市的逻辑。马耳他的许多城市就成了我们了解十六世纪欧洲城市的典范，事实上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来考察这里的。首都瓦莱塔及其周边的三座历史名城都强烈的保留下古代的城墙，而我的任务便是顺着这样的城墙围绕着城市寻找其历史演变的痕迹。令人赞叹的是古代那些出于军事目的的城堡式建筑体现出了非常雄性化的的姿态并构成了令人迷惑的空间形态，那些大小不一的凸出棱堡又成了一个天然的观景平台，于是经历五百年的演化，到了今天这些当年充满神秘的军事建筑转而成为今天令人向往的城市公园，这几乎充满戏剧性的转化正是那些古城的魅力。城市的转型与演化正是让这些神奇的转变得以实现的基础。
我是五月初来到这个小岛的，记得当时到达的时候恰好是周五的晚上，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的马耳他正好迎来其加入欧盟的五周年纪念日，于是按照节目日程的安排，在海湾的水面上放起了美丽的烟花，而这时的瓦莱塔早已是万人空巷，游人们都集合到观景平台上，熙熙攘攘，等待着焰火的表演。一到旅馆我几乎二话没说，就要了一杯当地的啤酒，站在旅馆的阳台上，享受起夜幕瓦莱塔海湾的那种节日般的气氛。瓦莱塔给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还是那透露出古朴的城市格调，暖色调的路边照明使得那些本来就是石灰黄的建筑更加充满古老的气息，加上那特有的窗台，让我一下子就被这古老的城市深深吸引，有一种所不出来的冲动在我身上发作，这种感觉总伴随着我看到那些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时而出现。总体说来欧洲的城市有两种基本的格调，一种是由日耳曼血统的北方人构成的城市，这群人主要有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北欧人，另一种是由拉丁血统的南方人构成的城市，这群人主要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希腊人，和部分法国人。为什么按照两大人种来划分城市的格调呢？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些同属一个民族的城市，在很多本质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就比如说马耳他基本上秉承着拉丁人的习惯，城市街道充满着外向型的元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由于南方的气候炎热，基本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能享受到阳光的沐浴，这就使得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对外部空间的需求，于是在这些拉丁国家的城市街道中，往往能感受到那种室内生活向室外空间延伸的特点，例如在住区的街道上虽然是多户人家公用，但总是能让人体会到一种起居室延伸的感觉。因此我们也不必奇怪，那些不时悬挂于户外的衣物，和那些码放得很好的盆栽也都能出现在我们行走大街的两旁。这是一种生活的元素，但也只有具备这样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才能将他们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这种现象到了北方就完全不一回事了，首先湿润寒冷的气候使得那里的居民们巴不得让自己躲进一个保暖的小屋，生上篝火，温暖干燥的室内几乎可以把刚刚洗好的衣物晾干，因此也不必要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私物悬挂于寒冷的屋外。马耳他住宅建筑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那独有的封闭式样台，这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来说多少有些熟悉，因为在中国的很多住宅中封闭式阳台占有很大的比例。但中国这种封闭阳台大多是出于防盗的目的，同时围合出来的阳台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房间。然而马耳他的阳台多半是墙内梁的向外悬挑，因此也就半米到一米的进深，然而绿色的木窗框和米黄色的石材质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一个个的阳台就像凸窗一样，构成了建筑富有节奏的立面。我倒突然有个奇想，因为我很希望在我们中国的老城区里也进行一轮门窗改革，这样马耳他的样式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想象一下在那些七八十年代板式建筑的外阳台上都安装上统一的古典风格的木窗框，也许又是另一番效果。
马耳他作为一个岛国，人口也只有四十多万，旅游业是该国的一个主要产业，虽然马耳他的经济水平在欧盟成员国中不算很高，按照2007年的统计，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16000美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可以说在欧洲国家中算是比较低的一个。然而就以这样的指标来看待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环境，我不得不承认，马耳他拥有良好的社会治安以及社会秩序，同时虽然大部分都是历史建筑和街区，而且居住环境也都充满着生活痕迹。但街道的整洁和优良的基础设施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样的人均收入反映到其产业特色上，因为其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低廉，所以在马耳他的经济发展中加工制造业成为其主要工业产业。此外旅游业，国际贸易等都是该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凭借着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房地产业也逐渐呈现出一种增长趋势，许多欧洲国家的人都将马耳他作为他们的度假胜地，同时也带动了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这种现象就好像远东的俄罗斯人来到中国的海南购置房产一样，都是为自己选择一块休闲避寒之地。我想未来随着航空产业的进步，这种跨地域的地产投资将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消费方向。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旅游休闲产业所带动的房地产开发从而推动其建筑业的发展。同时服务业，物流夜以及航空，海运等运输业也同时增长。由此看来利用现有资源极力促进旅游休闲产业的进步是像马耳他这样的旅游，风景资源丰富的岛国所必须面对的。
在我游荡的几天中，几乎只是看到游客。如果这些游人们一夜走光，那么纵使古城再富有历史韵味，留下的恐怕也只是宁静与空寂。这一点我在周日的傍晚似乎已经能感受到。在我看来这样的岛国多少缺失了几分当代生活的都市性。如果年轻人常年呆在这样的环境里势必也会养成慵懒的作风。毕竟历史的辉煌只是那短暂的一瞬间，真正与我们相伴的恐怕还是那些无聊的近乎平淡的生活。关于马耳他的记录我也只能到这，因为要进一步揭开她的本质，恐怕只能希冀下次旅途的到来。
平原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至四日访问马耳他
十月十五日本文脱稿。
伦敦，里尾新居。
2009年10月7日星期三
波尔图红酒
红酒，红酒，
可解孤愁？
滑舌一过，淡淡甘喉，
余香绕口，渐渐酸溜。
红酒，红酒，
为你沉醉，为你憔悴，
杯杯过后，欲罢不收。
红酒，红酒，
借你浇愁，不过添忧。
骗我感情，几时能休？
平原，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二日，
于波尔图品红酒时作。
可解孤愁？
滑舌一过，淡淡甘喉，
余香绕口，渐渐酸溜。
红酒，红酒，
为你沉醉，为你憔悴，
杯杯过后，欲罢不收。
红酒，红酒，
借你浇愁，不过添忧。
骗我感情，几时能休？
平原，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二日，
于波尔图品红酒时作。
2009年9月20日星期日
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
谈奋斗之精神，事业之核心
人的一生说漫长也短暂，如何计划好自己的人生，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有意义，实则上还需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立下志愿，年轻时的志愿也可以说是理想，既然是理想就不免有些夸张和浪漫，但夸张也好浪漫也罢，有了理想才使人生更加有目标更加有意义。这样一个人的一生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才会变得有血有肉，因为精神的追求会使得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多彩，也更加充满戏剧性。
俗话说三十而立，而立之年立什么？以现代的生活标准看来三十岁不过是事业的起点，可以说在物质上其实并没有立出什么，那我们一般人在三十岁时能够确立什么呢？我想在这个年纪至少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理想，确定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核心事业。这才是一个而立之年的人所应该确立的。这样算下来我自己离这个而立之年已经不远了，刚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离三十岁的那天也只剩三年了，因此再也经不起什么岁月的蹉跎。我记得我是二十二岁那年踏出家门的，那时虽然书生意气但也毕竟是心怀梦想的，只不过那时的我根本不清楚接下来的路到底在哪里。也无法算计我之后的数年将如何度过。这当然并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打算，而是那时的条件确实无法让我算计，手揣一张过期的大学入取通知书，嘴上却也说不出几句像样的德语，甚至是英语也不过是大学四级刚及格的档次，然而我就这样上路了。其实我自己考察自己的历史，像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似乎天生就比别人落后几个档次，可以说一条路走到今天实在不容易，我并没有夸张，而确实是这样的。从初中承蒙恩师曾维萱老师启蒙以来，那时恩师他老人家在做人在处事方面给我作出了垂范，让我如今有着一颗百折不挠永不服输的心，然而除此之外我的知识基础却并未从本质上得到夯实，当然不怪那时老师们的教导无方，而实在是自己还没有摆脱蒙昧与荒唐。就这样还算被我连蒙带哄地进了重点高中南昌二中，这所百年学府培养了不少江西籍近代名人，但要想从里面考出个成绩，实话说，以我那时的基础自比登天还难。二中的生活自然不轻松，当然不是天天忙来忙去的到处开小灶找老师补课，更让我受刺激的是那里的环境。在二中的我俨然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生态系统中，每次考试的排名落后还不算，这种落后的处境竟然就这样换来了自己在班上的社会地位，一位原来和我差不多后来不知从哪里长出翅膀，飞出我好几十名次的老兄竟然可以轻蔑地对我说出“就凭你？”的训导。还有一位可爱的姑娘在我的手臂不小心越过当时课桌的界限后，竟然换来一句颇具讽刺的抗议“你还真以为你能考上大学？”。像这样的情形其实还有不少，只得让我大声疾呼：弱国全无外交！当然在二中的岁月，即便是这样的处境落后，经过我高二后的发奋以及承蒙一位高水平同学的不弃，我的名次总算有了些好转。这种好转至少换来了那时轻蔑与讽刺我的两位同窗的重视，但要想考上大学，那还真是要捏出一把汗的。事实上我考上大学还真是有些偶然，或者说得神相助，因为就在我临阵磨枪之际，当时七月七，八，九号的前一周，教育部不知怎么地发出一个扩招通知，这个扩招通知一下子就把原先十几选一的比例提升到了三四选一的地步，就好像把一个漏勺放大了尺寸一样，像我这样一颗打磨得不算太好的材料也就这样被甩进了高等学府。当然这样的代价是，因为你是扩招名额，因此你必须多花银子，而且大学还真没得挑，能进入本省最好的大学已经算是烧高香了。多花的银子还颇具讽刺地换来了一封大红感谢信，上面明文感谢我对校园建设的慷慨解囊。更让人尴尬的是我所进的昌大建筑系里面从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到普通教师都是我父亲的同行，在一个不大的省会里面要是开会都经常碰到，本来我父亲在江西省建筑圈里还是比较体面的，可是刚入学的我除了得了那张大红感谢信外，那就是美术基础的薄弱以及手头功夫的欠缺了。为此那些学校的领导们不免把这样的风吹进我父亲的耳朵，言下之意仿佛是在说我估计不是块学建筑，子承父业的料。说实话我不是没有这样的舆论压力，因为一方面我的父亲是搞这一行的，因此我理所当然地在很多学科当中要走在别人的前头。但另一方面，可千万不要小瞧昌大的师兄弟们，他们按照高考成绩排名下来谁都不比我的分数少，谁叫我是那个从增大的漏斗里给筛选出来的呢。
昌大的岁月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那还是第一次我能够仔细思考自己落后的原因，并且认真地思考着怎样才能改变这样落后的局面。也许是高考制度本身的原因，使得大多数同属一级的人才们集聚在一起，例如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在清华，北大，而最普通最平凡的青年学子们则在那些比比皆是的普通大学里。在这样一个已经等级划分下的社会里，一方面我能够得以避免那种弱肉强食似的变态环境，因为能争得更好食物的人都已经分配出去了，剩下的都是同属一个级别的对手，因此像我这样的人就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去做些自己的事情。当然另一方面这种划分也人为地使我们日后在社会竞争中只能处在适合自己的那个平台上，如果要想上升几个台阶那简直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清华北大的高才生们早已在入学之日起就高高地踩在我们的头上。可是进入昌大之后，越发就有一种使命感从心头涌出，我在当时江西最好的大学求学，自然代表了江西本土最好的一群，可是江西落后成这个样子，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耻辱，更是所有江西同乡们的耻辱。我的胸前怎么说也别着南昌大学的校徽，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金子招牌，但却也是代表着江西最高等学府的尊严，更何况出了这个校门，几千里江山的广袤赣山赣水的土地上就再也找不到与我们为伍的一群了。可是眼巴巴地看着几千万乡亲父老期待的眼神，自己连同我所在的学校都被这激烈的竞争给无情地甩在了别人的后面。人家省市随便拿出个学校都能在大学排行榜上前我们好几十名。更可恨的是当我接触了专业资料后，才发现被同行们炒得热烘烘的几本专业杂志里几乎都被那么几所国内王牌大学的学者们彻底垄断。那个时候想在一本出版物里找到自己的大学的名头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越是在这样的落后局面我就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勇气，就越发要让人知道，江西学子没有死绝，他们和你们一样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一种冲动就成为了我前进的动力，果然在别人还在刚刚为自己写好一篇几千字的稿子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的几篇考察报告就已经在国内二三流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让我激动的倒不是什么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成了铅字，更让我觉得几个值钱的铅字是后面的落款：南昌大学建筑系。一种说不出的荣誉感就这样冒上了心头，这当然远比当年得到那张大红感谢信来得真切来得自豪。话要说回来赢得这样的成果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什么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我还算灵机一动走了别人不曾注意的偏门，凭着自己高考中唯一满意的语文能力就这样被我闯出了一条小路，后来在这条路上还真有幸寻得不少同路人，一下子我们这伙人就在系里面有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我又是个很不会来事的小鬼，本来可以凭借着这样的条件找到系里面的几个领导，撒娇卖弄一番我的社会地位就肯定会超人于前，可是我那种清流的心态使得我换来了另外一幅形象，因此一个本事还没学到家却学会了恃才傲物的家伙就成了系领导心中的印象。坦白地说我自持清流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同窗们还在攀比谁的分数最高的时候，我早已把目光投注了省外的名校，猛然间觉得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加上父亲的引荐，利用一个清华的同乡回家度假期间的专业交流，让我总算是领略了什么是清华的功底，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和名校的差距是这么显著。当然差距表现在技法上是我们明显缺少扎实的基本功底，以及缺乏严谨的态度，其实这些都好办，可以通过训练来达到，而另一个差距则表现在观念上，我们陈旧的教学观念和思维模式，早已经大大落后别人许多，这样由观念导致的落后则是更可怕的，而我和几位同窗正是意识到了这点后才表现出对系里面保守势力的不满。于是我们私下里自己探索出路，虽然走了很多弯路，闹了不少笑话，但还是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的可能去改变自己。诚然我们自治式的努力和外校成系统成建制的改革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我们与生俱来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改革锐意进取的精神虽然带有一点知耻而后勇的色彩，但主动寻找出路的意识却一直伴随着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利用已经形成的一股力量团结了不少好学的同窗们，这样我们居然形成了一个跨年级跨年龄的自治团体，利用我们早前写文章打下的基础和社会影响，我们组织过外出考察，一起参与过学术讨论，一起参与过设计竞赛，也一起忙着炒更实践，而那个时候居然还模仿古代贤人聚会的模式，在南昌城内人文气息，自然风景不错的杏花楼旁搞起了固定的学术沙龙，一时间真是煞有其是地形成了自己的团体，我则是这个团体的积极促成者，我们那般恰同学少年的风采实在令人怀念，我们一起高谈主义，阔论理想，人人都觉得有必要抵抗住日后走向社会后的那种拜金与浮躁，都希望自己能够操守理想，实践自己的准则。虽然这个团体的大多成员都在我出国后渐渐失去了联系，而不少人也变得成熟事故起来，但我总是认为年轻的那种轻狂还是来的必要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自己有明确的理想，那么还需要让这个理想与别人一起分享，然后共同分享的这份理想可以成为一股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的势力，只有形成学术集群的势力才有机会让大家都去实现那个最初的梦想。同时另一个策略上的成功是我们能够明晰自己的不足，在避开短处的前提下寻找能够实现跨越的出路，于是写文章变成了我们索定的目标，果然我们从这个本科生非常偏门的方向上闯出了一条出路，并且由此扩大了我们的社会影响，而这条意想不到的战线成为我们主动出击的最好体现。于是我们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进来，而慢慢壮大成一股力量。当然问题也接踵而至，这种社会力量一方面为我们自己共同探讨学术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另一方面却也让我不得不承受起系里面保守势力的嫉妒和其他同学们的疑视。特别是我这颗铜豌豆搞得很多领导都非常头疼，因为一方面他们怕咬到我后磕坏自己的牙齿，另一方面又绝对不能容忍这样一块顽石的放肆，加上我当年年少轻狂的坏毛病就使得我也付出了比较沉重的代价，因为在接近毕业的时候我和系里面的主要领导以及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不是我那同行的老爸，恐怕我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当然话虽这么说，我却并不会鄙视自己成为了一个昌大人，相反就算在今日我也为我当年在昌大奋斗的成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我从来也不会因为日后我可能拥有了什么头衔而主动遗忘自己曾经是南昌大学毕业生的历史。
接下来的转变恐怕要算出国了，我想出国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跃迁，因为只有离开那个熟悉的国度，才能真正清醒自己所处在的位置。而恰恰是出国才使得我能够站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上看待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离不开那个落后与超越的话题，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战场摆在了我的面前。出国后的很多细节我不打算利用此文娓娓道来，但有几点是明确的，以前我只以自己是一个江西人在战斗，在寻找着赶超的出路，而如今我更加意识到我的努力已经不是单单是代表着江西一省之人而更多地是陷入了对全中国的思考之中，猛然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处在了大时代的背景下，这个时代则是中国进入大发展大转变的时代，然而这里面又有太多的挑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面对，而且推动中国这台大机器的运转需要很多很多方面的努力，我个人的绵薄之力虽然非常有限，但我也相信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就是一个独立的战斗单元，这个独立的战斗单元就有自己要守好的阵地，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但使龙城飞将在，那么怎叫胡马度阴山呢？这就是我的信条，有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看似是庞大的一群，但往往微观的一个人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国家的方向和命运。所以我不会小觑自己的努力的。在国外的日子里几乎天天面对西方这个强势群体的方方面面，由此也使我陷入了一种比较痛苦的学习阶段，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非常疲惫，因为看遍了我们和西方人生活的差距使得我不得不每天在睡梦中还在思索着我们什么时候会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条件，就算是日常上下学使用的交通工具在我这也会把它们置于与我们国内交通基础设施的比较之中。这样算下来也许国外的生活越便利，我脑袋中要考虑的问题似乎就越多。也许我不该把这些问题放进我的生活，可是那种强烈的赶超意识却时时刻刻地在我身上发作。出国前我曾经卖弄过一些诗句，其中有一句是写给当年在昌大并肩作战的战友的，那句写道：吾辈有胆复荒拓，君愿守土我开疆。我从离家的那天起就把自己出国求学比喻作一场远征，在这个征途上注定了我必须孤军奋战，而且这一去就是抵达搏击的最前沿，西方国家的文化发源地---欧洲， 可以想象一个自始至终都把自己看作来自东方的年轻人，来到这强势的西方前沿，会是怎样的感触。在昌大锻炼出的那种知耻而后勇的精神在这里可谓是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与西方人的交往当中我逐渐摸索到了一条规律，在他们的社会里从来就有一种崇尚强者的风尚，因为只有你变成和他们为伍的强者时，你才能享受到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否则永远要承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在他们的大学里也是这样，像我这样的东方人，一开始根本不要想象会有什么平等的待遇，表面交往上也许还看不出，但一但牵扯到利益划分的问题上时，他们自我为群的做法就很显著起来，例如在分组合作时，西方人更希望找到西方的同伴来完成一个课题，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这一点我的确是深有体会的，我后来就读的苏黎世联邦高工，在第一学期的求学期间就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麻烦，例如我与我的香港合作伙伴在设计上始终没有找到感觉，因此整个学期下来都似乎有些不适应，这本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但一次外出的workshop，使得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被排挤的感觉，那时因为语言不通，老师就建议我们和几个懂法语的同学重新编组，这样我和香港同学就被拆散分配到其他组，我被安排到了瑞士同学的一组中。一开始还没有什么不对劲，我们一起外出采访，外出纪录，我作为唯一的男生还卖了不少体力扛着三角架到处尾随队友。可是就在要将考察内容整合成图示报告时，我的瑞士队友竟然暗示我离开他们的小组，自己独立去完成这个作业。这的确是我并没有想到的，我本以为我们可以一起完成这个作业，但不曾想却被她们排挤出来。后来我也分析为什么她们会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来排挤我，我想可能是一方面她们不希望我作为第三者突然插入到她们业已成熟的合作之中，如果是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因为第三者的介入的确会有些干扰，然而我们是在一起学习，并不是完成什么十分重要的正式报告，此外本身这个workshop也是我们各组研究课题之外的一次练习，因此无论是谁都没有必要太介意其他人的参与，按照我的想法，有我的参与也许能够开阔她们原先固定的思维。然而结果当然让我意外。于是我思考的另一个理由是，由于我和香港人在此前的几次设计汇报中的表现一直不是很好，我们自身迷茫与迷失的弱点完全暴露于外，因此作为一支非常弱小的团队怎么能够让其他队友相信你的实力？这种排挤本身也是出于对我实力的不确定，因此这两位瑞士姑娘倒来得很直接，主动在交作业的头天晚上把我剔出小组。当然这股怒火使我无法平息，第二天的汇报也来的非常有戏剧性，我自然没办法正常完成作业，于是我找到一个海报用硫酸纸描了几个插图，然后颇具讽刺地根据这几天收集下的体会来完成了这样一个图示作业，这当然有些草率，但毕竟我自己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去妥善地完成这个作业了。更可笑的是在汇报当中，那个客座教师竟然忽略了我的存在，并没有把我也算作一个汇报者，而我虽然拿不出什么体面的作业但毕竟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展示的。这位客座教师后来对于他的遗忘表示道歉，但可惜的是他竟然又把我的名字给报错了。我倒没在意这些，非常有克制地把我心中的不满连同这个临时弄出来作业一起在汇报中给表现了出来，虽然没有什么十分精彩的地方，但毕竟我也算是硬着头皮去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后来那两位排挤了我的瑞士姑娘们在汇报时也闹出了问题，首先它们的那台自认为可靠性能一定强于我这个合作伙伴的苹果电脑不知怎么地非常不配合起来，以致于她们的汇报无法正常使用播放软件，因此这打折扣的效果加上本来她们完成得不是太好的作业就使得一位德国的班主任坐不下去了，在评图中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她们排挤我的做法，并且说她们应该要让我一起参与合作而不是固守原来那些旧有的观念。这当然算是句公道话，让我也变得好受许多。但这一课却让我永生难忘。因为在这之中似乎我又找到了点当年弱国无外交的同感，但我也从此暗下决心要奋起直追。我并没有完全忽略我的对手而闭门造车，相反我从这两位排挤过我的瑞士姑娘身上发现了她们的一些品质，例如虽然她们非常保守，但她们在对待设计课题上的所作所为一直都是非常有建设性的，也就是说她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固定平台作为她们研究的起点，并且每次更新都不会偏离她们原先打下的基础，于是每次汇报都是将新的内容添加到原有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可以想象她们是如何从每一轮的评审中去改进自己的设计。反观我和香港人之前的合作，虽然我自己都明白已经犯下了兵家大忌，但由于我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和明确的主题，于是我们徘徊了好几个回合都无法找到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而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我们错失了宝贵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固定下自己的防御体系，那么每次评图我们自然就要遭受到更为猛烈的攻击。当然这一点我从第二学期开始就逐步发生转变，首先是从和香港人的分道扬镳开始，然后是自己树立起更加务实的主题思想，同时我模仿着瑞士队友那样，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研究平台。果然效果非常显著，在第二学期之前的几个回合后我就几乎每次都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了，另外加上我独立成为一组，灵活性大大加强。于是这种突飞猛进似的成果很快就赢得了当时排挤过我的一位瑞士姑娘的赞赏，她自己也坦言我的进步是惊人的，而我也承认我的进步得益于借鉴她们的方法和策略。终于我们的谈话进入了平等与互敬的层次。可是回过头来想想这种平等与坦诚难道不是用实力来换取的吗？再看看我的香港队友，他非常遗憾地没能够从原有的迷茫中走出来，于是第二学期他遭受了几乎强于此前许多的排挤与耻辱，在他意志最消沉的时刻，就连学校也都几乎要放弃他了。很自然他后来在我们的同学之中成为了一个不能对等的伙伴。作为同胞的我多多少少有些内疚。好在我们同校的另一位同胞的帮助，至少使得这位香港同窗在这痛苦的时期能够感受到一点点人文的关怀。从这一正一反的两面看来，在我意识中实力论成为了我的信条。所谓实力论说白了就是用自己的实力去赢得对手，赢得朋友，赢得师长的尊敬，西方社会之所以成为强势社会，很大原因就来自于他们对待强者的尊敬与向往。因此对于我来说只有尽可能地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这样我才能在他们的社会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要让我变得所谓强大，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我的基础先天不足，其次我的知识面不够广泛，可以说几乎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再次加上语言的不通使得要想取得任何进步都有一定的困难。然而这样的条件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吗？当然不是，以我这几年的经验看来虽然在有些方面我有无法回避的软肋，但采用迂回和跨越的方式也许能够避开一些短时间很难解开的问题，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寻找突破口。当然我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我能够比较幸运地进入一所非常好的大学作为我本科毕业后继续教育的地方，而这所大学的平台可以说在世界水准上都是非常高的，因此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上去学习。不过苏黎世高工的基础是十分扎实的，而我这个薄弱基础的学生本来是很难与之匹配的，幸而我是从这所学校的景观建筑学入手而非其传统的强项建筑学开始，这样我能够有一个相对容易的缓冲期去适应，等到第二年当我决定再留校求学一年后，第一年的缓冲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由于是在高工求学，这里的知识体系都是全世界学术界最为先进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知识普遍高于目前社会的整体认识，因此反映到教学上就带有很多现实批判性的观点，例如从城市设计来看，在高工的知识体系中就有很多对现实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的批判和补充。这本来就要求求学者对现实体系本身要有一定的认识，然而由于我本身基础的不足，现实到底是怎样，我也说不上来。那么谈何批判？不过如果实在不知道现实体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也不要紧，反正我在高工的学习中尽力去领会他们所认为的精神实质，至于现实如何可以等到以后参加工作再去慢慢了解。而这就是我必须要有的态度，因为我本身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和工作经验，而我的知识体系也主要来自昌大的学习。这显然和我那些同窗们相比逊色了许多，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有过很多年的工作经验或者是大学硕士水平的知识基础。因此我同他们比较就必须面对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即在原有基础知识尚不完善尚不扎实的情况下去学习并掌握更加先进的学术观点与方法。而跨越式的发展的确有时非常有效，只要能够把我所有的精力与功夫投入进去，我就有能力在有指导有系统的教学框架下掌握这些方法和知识，反过来当我拥有了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就能够脱离原有的平台和层次与更高水准的人展开对话。这样便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了跃迁。当然基础的回补也非常必要，这就要求我必须在完成学习后重新回到过去更为基础的知识上去努力补习跟进。然而当我顺利地实现了跃迁后，在那样一个背景和平台下去回补过去的知识也不是太难。知识的回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这项工作就要根据自身知识体系去完成相应的回补。虽然说我本身的知识结构上掌握了许多比较先进的内容，但回补的知识也必须积极地配合我去完成原有的知识体系的重新建构。但不管怎样跨越式发展就是一种带有积极主动性的发展模式，它能够帮助我利用短时间去实现自身层次的跨越。因此在日后的发展当中积极捕捉最新的知识动态与最先进的思维方式始终是我必须努力面对的。在知识面前，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谈到这里我想我回顾了许多以前的经历也谈了许多在过去生活当中所积累下的经验，而接下来我希望把话题重新回到奋斗目标与事业核心的问题上来。
在西方求学与生活让我多了许多思考与观察，在这些思考与观察中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迎头赶上他们的方法，我自身的经验与体会也许是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找到能让更广泛中国人适用的方法。因此我不得不把视角也放在观察中国人本身不足的方向上来。
作为一种追求，我固然希望能够有自己幸福理想的生活，也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这些是属于我个人的，当然这些也都是我要为之努力的。除此之外，如果说修身与齐家我都做到了，那么更高的追求自然属于治国平天下了。在很多人的理想中前两者修身与齐家也许考虑的过多，而到了成熟事故之后那些治国平天下的想法早已消磨殆尽，因此换来的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理想定位得太低。甚至不屑于去考虑那些太大太大的话题。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到了西方之后。因为我忽然发现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什么事情都变成了可能，而中国的变革，其方向必然要迈向一个能够抗礼西方的世界一极。因此作为处在这个变革年代的我们拥有了无比丰富的机会，而我们为之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是为她完成抗礼西方的事业而尽出一份己力。就我个人来说，我所专注的建筑事业正是未来中国软硬实力展现的重要领域，而在这专业领域内中国与西方相比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因此如果说要我为之付出努力的话，那么注定将是伴随终生的。就我们目前所处在环境当中，国人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使自己的祖国有了突飞猛进的成果，然而下一个回合的中西较量则更加激烈更加残酷，这个较量自然落在了我们这一批被喻为八零后独生子女一代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将是未来二十至三十年较量回合中的主力。然而上一代人为我们创造了不少优越的条件，很多人就开始放松起来，甚至沉迷起来，很多人也变的事不关己起来。他们认为今天这样的成果是理所当然得来的而丝毫没有想过如何继续维持下去。不少人还有留有那中国人从古至今的一种恶习，那就是满足于安逸而不求进取。因此一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追求和理想。相反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却一刻也没有减少，吃喝玩乐样样都不会少。缺乏理想而导致的精神空虚是目前很多人的状态，他们可以谈论最近要搞定的几个女友，可以交流切磋他们的泡妞技法，可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如何让自己的精神变得丰富起来。也有人平时也很努力地工作，但努力工作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让自己能够得到晋升并赚得大钱。因此他们过多地专注于个人事业的升迁而少于理想的追求。加上中国人那种满足于小圈子的心态，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到了国外，即便是能讲出一口不坏的外语也难以在生活上融入更加多元的外国群体。因此我们说到底还是封闭的一群，我们的知识面始终没有走出中国人的视野。相比之下，西方人的生活要丰富许多，除了他们本身强势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外，他们很多年轻人大都有一种敢于尝试的精神，因此他们能够走出自己的社群去和其他国度的人交往，这样无形中他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默契与熟悉。同时自己的那点知识面也得到了扩充。可能他们年轻的一代少有像我们这样为国家为理想去思考的状态，但必须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本身已经是一个强势的系统，因此无需他们过多的体现在个人理想上，相反只要遵循他们既有的系统，就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的力量奉献进了他们的体系中。
我并没有夸张，我接触的西方年轻人大多都有一种积极外向的性格，他们对西方之外的世界也充满好奇，同时从很多次交流的话语当中也发现他们都是有独立思考的一群，而绝非人云亦云的样子。而且每次即便是闲聊时的话题也总是能发现更多的社会关注而少于那种仅谈泡妞的下流话题。我不是说西方年轻人没有缺点，他们的缺点也不少，但对于我来说了解别人的优势总归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的。
中国这两年都在谈论一个词，软实力。而我自己认为我们不足的恰恰就是这个软实力，我们的文化过于老旧，很难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气息，多半在外国人面前卖弄的还只是那些功夫之类的把戏，丝毫没有新意可言，而再回过头看看国内，目前虽然我们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但精神生活却变得单调起来。盲目地追崇西方人的休闲方式却没有人家西方社会科学的丰富多彩。于是我们的年轻人就像吸食他们输出的文化鸦片一样被打磨得没有斗志没有追求。我们传统上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民族，因此处处都是消极被动地面对到来的新事物，主动去探索主动去输出的意识非常薄弱，因此少有年轻人能够冲进西方人的圈子并且把他们也调动起来。如果这样下去我们新的一代又如何面对将来这群强大的对手呢？我的策略是，我们首先必须改变自己这种被动的思维，让我们的落后化作我们主动赶超的意识。其次明确西方的年轻人将会成为我们未来较量的主要对手这一事实，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竞争对象，因为确立对手本身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时时刻刻地保持高昂的斗志。再次未来的生活中合作与竞争永远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对手也化作我们的合作伙伴呢？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去做。因为只有走出自己的那点小圈子才能有更好的视野，才能将对手那些优良的品质化作为我们的财富，并使之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其实在这场所谓的较量之中，谁都不是输家，因为我们中国人通过这种竞争去发展我们自己，而西方人通过这样的竞争也能够保持他们自己发展的动力。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共同的环境下去取得自己的利益。而中国必须相信实力论的论断，我们未来要想真正赢得西方的接纳那就必须在与他们的公开竞争中赢得对手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回我们自己应有的地位。
再回到我个人的历程上来，可以说我出国几年来的轨迹一直是奉行着上述原则前行的，中国的发展是我的大理想，大目标，尽管它的确很大，却给我注入了无比的动力；而落实到我这个人上来，作为我事业的追求，我则希望能够按照这个原则去整合属于我们自己的团队和社群，并且以此为依靠去为未来中国软硬实力的进步发挥出一定的影响。我并不是一个认为中国要征服全世界的人，相反我坚信未来的世界应该还原到历史上那样东西各方之间的分庭抗礼，互相学习的状态上。因此我还是很积极地促成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学术集群。为此我与我的意大利合作伙伴一直在促成这样一个群体，为此我们一起开拓非洲可能潜在的市场，为此我们一起号召更多国籍的伙伴加入其中。因为我们共同的理想是在一个更为广阔多元的背景下去实现我们的专业抱负，与此同时这种各文化的彼此交流共同创造出一个也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产品。这当然是让中国文化以另一种更为积极的参与方式注入到国际的合作之中。这实在是我的奋斗理想。现实中的我，在这个年纪仍然处于一个蛰伏期，在这个期间只能做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因为由于以前基础的薄弱以致于我必须重新学习很多基础的知识，而且工作后很多业务技能又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训练来逐渐掌握，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必须让自己蛰伏起来，充分利用好目前稳定的环境为将来的独立自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相信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需要一种精神，精神是信仰的支撑，信仰可以让人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惊蛰的一天才会如期而来。
平原，
本文最初思路源于零九年七月六日生日之际，
最终完稿于零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己丑年，里尾新居。
俗话说三十而立，而立之年立什么？以现代的生活标准看来三十岁不过是事业的起点，可以说在物质上其实并没有立出什么，那我们一般人在三十岁时能够确立什么呢？我想在这个年纪至少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理想，确定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核心事业。这才是一个而立之年的人所应该确立的。这样算下来我自己离这个而立之年已经不远了，刚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离三十岁的那天也只剩三年了，因此再也经不起什么岁月的蹉跎。我记得我是二十二岁那年踏出家门的，那时虽然书生意气但也毕竟是心怀梦想的，只不过那时的我根本不清楚接下来的路到底在哪里。也无法算计我之后的数年将如何度过。这当然并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打算，而是那时的条件确实无法让我算计，手揣一张过期的大学入取通知书，嘴上却也说不出几句像样的德语，甚至是英语也不过是大学四级刚及格的档次，然而我就这样上路了。其实我自己考察自己的历史，像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似乎天生就比别人落后几个档次，可以说一条路走到今天实在不容易，我并没有夸张，而确实是这样的。从初中承蒙恩师曾维萱老师启蒙以来，那时恩师他老人家在做人在处事方面给我作出了垂范，让我如今有着一颗百折不挠永不服输的心，然而除此之外我的知识基础却并未从本质上得到夯实，当然不怪那时老师们的教导无方，而实在是自己还没有摆脱蒙昧与荒唐。就这样还算被我连蒙带哄地进了重点高中南昌二中，这所百年学府培养了不少江西籍近代名人，但要想从里面考出个成绩，实话说，以我那时的基础自比登天还难。二中的生活自然不轻松，当然不是天天忙来忙去的到处开小灶找老师补课，更让我受刺激的是那里的环境。在二中的我俨然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生态系统中，每次考试的排名落后还不算，这种落后的处境竟然就这样换来了自己在班上的社会地位，一位原来和我差不多后来不知从哪里长出翅膀，飞出我好几十名次的老兄竟然可以轻蔑地对我说出“就凭你？”的训导。还有一位可爱的姑娘在我的手臂不小心越过当时课桌的界限后，竟然换来一句颇具讽刺的抗议“你还真以为你能考上大学？”。像这样的情形其实还有不少，只得让我大声疾呼：弱国全无外交！当然在二中的岁月，即便是这样的处境落后，经过我高二后的发奋以及承蒙一位高水平同学的不弃，我的名次总算有了些好转。这种好转至少换来了那时轻蔑与讽刺我的两位同窗的重视，但要想考上大学，那还真是要捏出一把汗的。事实上我考上大学还真是有些偶然，或者说得神相助，因为就在我临阵磨枪之际，当时七月七，八，九号的前一周，教育部不知怎么地发出一个扩招通知，这个扩招通知一下子就把原先十几选一的比例提升到了三四选一的地步，就好像把一个漏勺放大了尺寸一样，像我这样一颗打磨得不算太好的材料也就这样被甩进了高等学府。当然这样的代价是，因为你是扩招名额，因此你必须多花银子，而且大学还真没得挑，能进入本省最好的大学已经算是烧高香了。多花的银子还颇具讽刺地换来了一封大红感谢信，上面明文感谢我对校园建设的慷慨解囊。更让人尴尬的是我所进的昌大建筑系里面从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到普通教师都是我父亲的同行，在一个不大的省会里面要是开会都经常碰到，本来我父亲在江西省建筑圈里还是比较体面的，可是刚入学的我除了得了那张大红感谢信外，那就是美术基础的薄弱以及手头功夫的欠缺了。为此那些学校的领导们不免把这样的风吹进我父亲的耳朵，言下之意仿佛是在说我估计不是块学建筑，子承父业的料。说实话我不是没有这样的舆论压力，因为一方面我的父亲是搞这一行的，因此我理所当然地在很多学科当中要走在别人的前头。但另一方面，可千万不要小瞧昌大的师兄弟们，他们按照高考成绩排名下来谁都不比我的分数少，谁叫我是那个从增大的漏斗里给筛选出来的呢。
昌大的岁月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那还是第一次我能够仔细思考自己落后的原因，并且认真地思考着怎样才能改变这样落后的局面。也许是高考制度本身的原因，使得大多数同属一级的人才们集聚在一起，例如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在清华，北大，而最普通最平凡的青年学子们则在那些比比皆是的普通大学里。在这样一个已经等级划分下的社会里，一方面我能够得以避免那种弱肉强食似的变态环境，因为能争得更好食物的人都已经分配出去了，剩下的都是同属一个级别的对手，因此像我这样的人就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去做些自己的事情。当然另一方面这种划分也人为地使我们日后在社会竞争中只能处在适合自己的那个平台上，如果要想上升几个台阶那简直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清华北大的高才生们早已在入学之日起就高高地踩在我们的头上。可是进入昌大之后，越发就有一种使命感从心头涌出，我在当时江西最好的大学求学，自然代表了江西本土最好的一群，可是江西落后成这个样子，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耻辱，更是所有江西同乡们的耻辱。我的胸前怎么说也别着南昌大学的校徽，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金子招牌，但却也是代表着江西最高等学府的尊严，更何况出了这个校门，几千里江山的广袤赣山赣水的土地上就再也找不到与我们为伍的一群了。可是眼巴巴地看着几千万乡亲父老期待的眼神，自己连同我所在的学校都被这激烈的竞争给无情地甩在了别人的后面。人家省市随便拿出个学校都能在大学排行榜上前我们好几十名。更可恨的是当我接触了专业资料后，才发现被同行们炒得热烘烘的几本专业杂志里几乎都被那么几所国内王牌大学的学者们彻底垄断。那个时候想在一本出版物里找到自己的大学的名头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越是在这样的落后局面我就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勇气，就越发要让人知道，江西学子没有死绝，他们和你们一样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一种冲动就成为了我前进的动力，果然在别人还在刚刚为自己写好一篇几千字的稿子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的几篇考察报告就已经在国内二三流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让我激动的倒不是什么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成了铅字，更让我觉得几个值钱的铅字是后面的落款：南昌大学建筑系。一种说不出的荣誉感就这样冒上了心头，这当然远比当年得到那张大红感谢信来得真切来得自豪。话要说回来赢得这样的成果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什么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我还算灵机一动走了别人不曾注意的偏门，凭着自己高考中唯一满意的语文能力就这样被我闯出了一条小路，后来在这条路上还真有幸寻得不少同路人，一下子我们这伙人就在系里面有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我又是个很不会来事的小鬼，本来可以凭借着这样的条件找到系里面的几个领导，撒娇卖弄一番我的社会地位就肯定会超人于前，可是我那种清流的心态使得我换来了另外一幅形象，因此一个本事还没学到家却学会了恃才傲物的家伙就成了系领导心中的印象。坦白地说我自持清流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同窗们还在攀比谁的分数最高的时候，我早已把目光投注了省外的名校，猛然间觉得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加上父亲的引荐，利用一个清华的同乡回家度假期间的专业交流，让我总算是领略了什么是清华的功底，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和名校的差距是这么显著。当然差距表现在技法上是我们明显缺少扎实的基本功底，以及缺乏严谨的态度，其实这些都好办，可以通过训练来达到，而另一个差距则表现在观念上，我们陈旧的教学观念和思维模式，早已经大大落后别人许多，这样由观念导致的落后则是更可怕的，而我和几位同窗正是意识到了这点后才表现出对系里面保守势力的不满。于是我们私下里自己探索出路，虽然走了很多弯路，闹了不少笑话，但还是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的可能去改变自己。诚然我们自治式的努力和外校成系统成建制的改革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我们与生俱来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改革锐意进取的精神虽然带有一点知耻而后勇的色彩，但主动寻找出路的意识却一直伴随着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利用已经形成的一股力量团结了不少好学的同窗们，这样我们居然形成了一个跨年级跨年龄的自治团体，利用我们早前写文章打下的基础和社会影响，我们组织过外出考察，一起参与过学术讨论，一起参与过设计竞赛，也一起忙着炒更实践，而那个时候居然还模仿古代贤人聚会的模式，在南昌城内人文气息，自然风景不错的杏花楼旁搞起了固定的学术沙龙，一时间真是煞有其是地形成了自己的团体，我则是这个团体的积极促成者，我们那般恰同学少年的风采实在令人怀念，我们一起高谈主义，阔论理想，人人都觉得有必要抵抗住日后走向社会后的那种拜金与浮躁，都希望自己能够操守理想，实践自己的准则。虽然这个团体的大多成员都在我出国后渐渐失去了联系，而不少人也变得成熟事故起来，但我总是认为年轻的那种轻狂还是来的必要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自己有明确的理想，那么还需要让这个理想与别人一起分享，然后共同分享的这份理想可以成为一股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的势力，只有形成学术集群的势力才有机会让大家都去实现那个最初的梦想。同时另一个策略上的成功是我们能够明晰自己的不足，在避开短处的前提下寻找能够实现跨越的出路，于是写文章变成了我们索定的目标，果然我们从这个本科生非常偏门的方向上闯出了一条出路，并且由此扩大了我们的社会影响，而这条意想不到的战线成为我们主动出击的最好体现。于是我们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进来，而慢慢壮大成一股力量。当然问题也接踵而至，这种社会力量一方面为我们自己共同探讨学术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另一方面却也让我不得不承受起系里面保守势力的嫉妒和其他同学们的疑视。特别是我这颗铜豌豆搞得很多领导都非常头疼，因为一方面他们怕咬到我后磕坏自己的牙齿，另一方面又绝对不能容忍这样一块顽石的放肆，加上我当年年少轻狂的坏毛病就使得我也付出了比较沉重的代价，因为在接近毕业的时候我和系里面的主要领导以及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不是我那同行的老爸，恐怕我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当然话虽这么说，我却并不会鄙视自己成为了一个昌大人，相反就算在今日我也为我当年在昌大奋斗的成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我从来也不会因为日后我可能拥有了什么头衔而主动遗忘自己曾经是南昌大学毕业生的历史。
接下来的转变恐怕要算出国了，我想出国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跃迁，因为只有离开那个熟悉的国度，才能真正清醒自己所处在的位置。而恰恰是出国才使得我能够站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上看待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离不开那个落后与超越的话题，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战场摆在了我的面前。出国后的很多细节我不打算利用此文娓娓道来，但有几点是明确的，以前我只以自己是一个江西人在战斗，在寻找着赶超的出路，而如今我更加意识到我的努力已经不是单单是代表着江西一省之人而更多地是陷入了对全中国的思考之中，猛然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处在了大时代的背景下，这个时代则是中国进入大发展大转变的时代，然而这里面又有太多的挑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面对，而且推动中国这台大机器的运转需要很多很多方面的努力，我个人的绵薄之力虽然非常有限，但我也相信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就是一个独立的战斗单元，这个独立的战斗单元就有自己要守好的阵地，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但使龙城飞将在，那么怎叫胡马度阴山呢？这就是我的信条，有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看似是庞大的一群，但往往微观的一个人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国家的方向和命运。所以我不会小觑自己的努力的。在国外的日子里几乎天天面对西方这个强势群体的方方面面，由此也使我陷入了一种比较痛苦的学习阶段，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非常疲惫，因为看遍了我们和西方人生活的差距使得我不得不每天在睡梦中还在思索着我们什么时候会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条件，就算是日常上下学使用的交通工具在我这也会把它们置于与我们国内交通基础设施的比较之中。这样算下来也许国外的生活越便利，我脑袋中要考虑的问题似乎就越多。也许我不该把这些问题放进我的生活，可是那种强烈的赶超意识却时时刻刻地在我身上发作。出国前我曾经卖弄过一些诗句，其中有一句是写给当年在昌大并肩作战的战友的，那句写道：吾辈有胆复荒拓，君愿守土我开疆。我从离家的那天起就把自己出国求学比喻作一场远征，在这个征途上注定了我必须孤军奋战，而且这一去就是抵达搏击的最前沿，西方国家的文化发源地---欧洲， 可以想象一个自始至终都把自己看作来自东方的年轻人，来到这强势的西方前沿，会是怎样的感触。在昌大锻炼出的那种知耻而后勇的精神在这里可谓是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与西方人的交往当中我逐渐摸索到了一条规律，在他们的社会里从来就有一种崇尚强者的风尚，因为只有你变成和他们为伍的强者时，你才能享受到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否则永远要承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在他们的大学里也是这样，像我这样的东方人，一开始根本不要想象会有什么平等的待遇，表面交往上也许还看不出，但一但牵扯到利益划分的问题上时，他们自我为群的做法就很显著起来，例如在分组合作时，西方人更希望找到西方的同伴来完成一个课题，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这一点我的确是深有体会的，我后来就读的苏黎世联邦高工，在第一学期的求学期间就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麻烦，例如我与我的香港合作伙伴在设计上始终没有找到感觉，因此整个学期下来都似乎有些不适应，这本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但一次外出的workshop，使得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被排挤的感觉，那时因为语言不通，老师就建议我们和几个懂法语的同学重新编组，这样我和香港同学就被拆散分配到其他组，我被安排到了瑞士同学的一组中。一开始还没有什么不对劲，我们一起外出采访，外出纪录，我作为唯一的男生还卖了不少体力扛着三角架到处尾随队友。可是就在要将考察内容整合成图示报告时，我的瑞士队友竟然暗示我离开他们的小组，自己独立去完成这个作业。这的确是我并没有想到的，我本以为我们可以一起完成这个作业，但不曾想却被她们排挤出来。后来我也分析为什么她们会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来排挤我，我想可能是一方面她们不希望我作为第三者突然插入到她们业已成熟的合作之中，如果是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因为第三者的介入的确会有些干扰，然而我们是在一起学习，并不是完成什么十分重要的正式报告，此外本身这个workshop也是我们各组研究课题之外的一次练习，因此无论是谁都没有必要太介意其他人的参与，按照我的想法，有我的参与也许能够开阔她们原先固定的思维。然而结果当然让我意外。于是我思考的另一个理由是，由于我和香港人在此前的几次设计汇报中的表现一直不是很好，我们自身迷茫与迷失的弱点完全暴露于外，因此作为一支非常弱小的团队怎么能够让其他队友相信你的实力？这种排挤本身也是出于对我实力的不确定，因此这两位瑞士姑娘倒来得很直接，主动在交作业的头天晚上把我剔出小组。当然这股怒火使我无法平息，第二天的汇报也来的非常有戏剧性，我自然没办法正常完成作业，于是我找到一个海报用硫酸纸描了几个插图，然后颇具讽刺地根据这几天收集下的体会来完成了这样一个图示作业，这当然有些草率，但毕竟我自己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去妥善地完成这个作业了。更可笑的是在汇报当中，那个客座教师竟然忽略了我的存在，并没有把我也算作一个汇报者，而我虽然拿不出什么体面的作业但毕竟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展示的。这位客座教师后来对于他的遗忘表示道歉，但可惜的是他竟然又把我的名字给报错了。我倒没在意这些，非常有克制地把我心中的不满连同这个临时弄出来作业一起在汇报中给表现了出来，虽然没有什么十分精彩的地方，但毕竟我也算是硬着头皮去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后来那两位排挤了我的瑞士姑娘们在汇报时也闹出了问题，首先它们的那台自认为可靠性能一定强于我这个合作伙伴的苹果电脑不知怎么地非常不配合起来，以致于她们的汇报无法正常使用播放软件，因此这打折扣的效果加上本来她们完成得不是太好的作业就使得一位德国的班主任坐不下去了，在评图中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她们排挤我的做法，并且说她们应该要让我一起参与合作而不是固守原来那些旧有的观念。这当然算是句公道话，让我也变得好受许多。但这一课却让我永生难忘。因为在这之中似乎我又找到了点当年弱国无外交的同感，但我也从此暗下决心要奋起直追。我并没有完全忽略我的对手而闭门造车，相反我从这两位排挤过我的瑞士姑娘身上发现了她们的一些品质，例如虽然她们非常保守，但她们在对待设计课题上的所作所为一直都是非常有建设性的，也就是说她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固定平台作为她们研究的起点，并且每次更新都不会偏离她们原先打下的基础，于是每次汇报都是将新的内容添加到原有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可以想象她们是如何从每一轮的评审中去改进自己的设计。反观我和香港人之前的合作，虽然我自己都明白已经犯下了兵家大忌，但由于我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和明确的主题，于是我们徘徊了好几个回合都无法找到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而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我们错失了宝贵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固定下自己的防御体系，那么每次评图我们自然就要遭受到更为猛烈的攻击。当然这一点我从第二学期开始就逐步发生转变，首先是从和香港人的分道扬镳开始，然后是自己树立起更加务实的主题思想，同时我模仿着瑞士队友那样，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研究平台。果然效果非常显著，在第二学期之前的几个回合后我就几乎每次都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了，另外加上我独立成为一组，灵活性大大加强。于是这种突飞猛进似的成果很快就赢得了当时排挤过我的一位瑞士姑娘的赞赏，她自己也坦言我的进步是惊人的，而我也承认我的进步得益于借鉴她们的方法和策略。终于我们的谈话进入了平等与互敬的层次。可是回过头来想想这种平等与坦诚难道不是用实力来换取的吗？再看看我的香港队友，他非常遗憾地没能够从原有的迷茫中走出来，于是第二学期他遭受了几乎强于此前许多的排挤与耻辱，在他意志最消沉的时刻，就连学校也都几乎要放弃他了。很自然他后来在我们的同学之中成为了一个不能对等的伙伴。作为同胞的我多多少少有些内疚。好在我们同校的另一位同胞的帮助，至少使得这位香港同窗在这痛苦的时期能够感受到一点点人文的关怀。从这一正一反的两面看来，在我意识中实力论成为了我的信条。所谓实力论说白了就是用自己的实力去赢得对手，赢得朋友，赢得师长的尊敬，西方社会之所以成为强势社会，很大原因就来自于他们对待强者的尊敬与向往。因此对于我来说只有尽可能地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这样我才能在他们的社会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要让我变得所谓强大，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我的基础先天不足，其次我的知识面不够广泛，可以说几乎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再次加上语言的不通使得要想取得任何进步都有一定的困难。然而这样的条件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吗？当然不是，以我这几年的经验看来虽然在有些方面我有无法回避的软肋，但采用迂回和跨越的方式也许能够避开一些短时间很难解开的问题，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寻找突破口。当然我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我能够比较幸运地进入一所非常好的大学作为我本科毕业后继续教育的地方，而这所大学的平台可以说在世界水准上都是非常高的，因此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上去学习。不过苏黎世高工的基础是十分扎实的，而我这个薄弱基础的学生本来是很难与之匹配的，幸而我是从这所学校的景观建筑学入手而非其传统的强项建筑学开始，这样我能够有一个相对容易的缓冲期去适应，等到第二年当我决定再留校求学一年后，第一年的缓冲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由于是在高工求学，这里的知识体系都是全世界学术界最为先进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知识普遍高于目前社会的整体认识，因此反映到教学上就带有很多现实批判性的观点，例如从城市设计来看，在高工的知识体系中就有很多对现实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的批判和补充。这本来就要求求学者对现实体系本身要有一定的认识，然而由于我本身基础的不足，现实到底是怎样，我也说不上来。那么谈何批判？不过如果实在不知道现实体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也不要紧，反正我在高工的学习中尽力去领会他们所认为的精神实质，至于现实如何可以等到以后参加工作再去慢慢了解。而这就是我必须要有的态度，因为我本身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和工作经验，而我的知识体系也主要来自昌大的学习。这显然和我那些同窗们相比逊色了许多，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有过很多年的工作经验或者是大学硕士水平的知识基础。因此我同他们比较就必须面对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即在原有基础知识尚不完善尚不扎实的情况下去学习并掌握更加先进的学术观点与方法。而跨越式的发展的确有时非常有效，只要能够把我所有的精力与功夫投入进去，我就有能力在有指导有系统的教学框架下掌握这些方法和知识，反过来当我拥有了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就能够脱离原有的平台和层次与更高水准的人展开对话。这样便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了跃迁。当然基础的回补也非常必要，这就要求我必须在完成学习后重新回到过去更为基础的知识上去努力补习跟进。然而当我顺利地实现了跃迁后，在那样一个背景和平台下去回补过去的知识也不是太难。知识的回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这项工作就要根据自身知识体系去完成相应的回补。虽然说我本身的知识结构上掌握了许多比较先进的内容，但回补的知识也必须积极地配合我去完成原有的知识体系的重新建构。但不管怎样跨越式发展就是一种带有积极主动性的发展模式，它能够帮助我利用短时间去实现自身层次的跨越。因此在日后的发展当中积极捕捉最新的知识动态与最先进的思维方式始终是我必须努力面对的。在知识面前，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谈到这里我想我回顾了许多以前的经历也谈了许多在过去生活当中所积累下的经验，而接下来我希望把话题重新回到奋斗目标与事业核心的问题上来。
在西方求学与生活让我多了许多思考与观察，在这些思考与观察中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迎头赶上他们的方法，我自身的经验与体会也许是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找到能让更广泛中国人适用的方法。因此我不得不把视角也放在观察中国人本身不足的方向上来。
作为一种追求，我固然希望能够有自己幸福理想的生活，也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这些是属于我个人的，当然这些也都是我要为之努力的。除此之外，如果说修身与齐家我都做到了，那么更高的追求自然属于治国平天下了。在很多人的理想中前两者修身与齐家也许考虑的过多，而到了成熟事故之后那些治国平天下的想法早已消磨殆尽，因此换来的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理想定位得太低。甚至不屑于去考虑那些太大太大的话题。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到了西方之后。因为我忽然发现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什么事情都变成了可能，而中国的变革，其方向必然要迈向一个能够抗礼西方的世界一极。因此作为处在这个变革年代的我们拥有了无比丰富的机会，而我们为之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是为她完成抗礼西方的事业而尽出一份己力。就我个人来说，我所专注的建筑事业正是未来中国软硬实力展现的重要领域，而在这专业领域内中国与西方相比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因此如果说要我为之付出努力的话，那么注定将是伴随终生的。就我们目前所处在环境当中，国人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使自己的祖国有了突飞猛进的成果，然而下一个回合的中西较量则更加激烈更加残酷，这个较量自然落在了我们这一批被喻为八零后独生子女一代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将是未来二十至三十年较量回合中的主力。然而上一代人为我们创造了不少优越的条件，很多人就开始放松起来，甚至沉迷起来，很多人也变的事不关己起来。他们认为今天这样的成果是理所当然得来的而丝毫没有想过如何继续维持下去。不少人还有留有那中国人从古至今的一种恶习，那就是满足于安逸而不求进取。因此一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追求和理想。相反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却一刻也没有减少，吃喝玩乐样样都不会少。缺乏理想而导致的精神空虚是目前很多人的状态，他们可以谈论最近要搞定的几个女友，可以交流切磋他们的泡妞技法，可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如何让自己的精神变得丰富起来。也有人平时也很努力地工作，但努力工作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让自己能够得到晋升并赚得大钱。因此他们过多地专注于个人事业的升迁而少于理想的追求。加上中国人那种满足于小圈子的心态，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到了国外，即便是能讲出一口不坏的外语也难以在生活上融入更加多元的外国群体。因此我们说到底还是封闭的一群，我们的知识面始终没有走出中国人的视野。相比之下，西方人的生活要丰富许多，除了他们本身强势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外，他们很多年轻人大都有一种敢于尝试的精神，因此他们能够走出自己的社群去和其他国度的人交往，这样无形中他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默契与熟悉。同时自己的那点知识面也得到了扩充。可能他们年轻的一代少有像我们这样为国家为理想去思考的状态，但必须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本身已经是一个强势的系统，因此无需他们过多的体现在个人理想上，相反只要遵循他们既有的系统，就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的力量奉献进了他们的体系中。
我并没有夸张，我接触的西方年轻人大多都有一种积极外向的性格，他们对西方之外的世界也充满好奇，同时从很多次交流的话语当中也发现他们都是有独立思考的一群，而绝非人云亦云的样子。而且每次即便是闲聊时的话题也总是能发现更多的社会关注而少于那种仅谈泡妞的下流话题。我不是说西方年轻人没有缺点，他们的缺点也不少，但对于我来说了解别人的优势总归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的。
中国这两年都在谈论一个词，软实力。而我自己认为我们不足的恰恰就是这个软实力，我们的文化过于老旧，很难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气息，多半在外国人面前卖弄的还只是那些功夫之类的把戏，丝毫没有新意可言，而再回过头看看国内，目前虽然我们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但精神生活却变得单调起来。盲目地追崇西方人的休闲方式却没有人家西方社会科学的丰富多彩。于是我们的年轻人就像吸食他们输出的文化鸦片一样被打磨得没有斗志没有追求。我们传统上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民族，因此处处都是消极被动地面对到来的新事物，主动去探索主动去输出的意识非常薄弱，因此少有年轻人能够冲进西方人的圈子并且把他们也调动起来。如果这样下去我们新的一代又如何面对将来这群强大的对手呢？我的策略是，我们首先必须改变自己这种被动的思维，让我们的落后化作我们主动赶超的意识。其次明确西方的年轻人将会成为我们未来较量的主要对手这一事实，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竞争对象，因为确立对手本身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时时刻刻地保持高昂的斗志。再次未来的生活中合作与竞争永远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对手也化作我们的合作伙伴呢？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去做。因为只有走出自己的那点小圈子才能有更好的视野，才能将对手那些优良的品质化作为我们的财富，并使之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其实在这场所谓的较量之中，谁都不是输家，因为我们中国人通过这种竞争去发展我们自己，而西方人通过这样的竞争也能够保持他们自己发展的动力。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共同的环境下去取得自己的利益。而中国必须相信实力论的论断，我们未来要想真正赢得西方的接纳那就必须在与他们的公开竞争中赢得对手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回我们自己应有的地位。
再回到我个人的历程上来，可以说我出国几年来的轨迹一直是奉行着上述原则前行的，中国的发展是我的大理想，大目标，尽管它的确很大，却给我注入了无比的动力；而落实到我这个人上来，作为我事业的追求，我则希望能够按照这个原则去整合属于我们自己的团队和社群，并且以此为依靠去为未来中国软硬实力的进步发挥出一定的影响。我并不是一个认为中国要征服全世界的人，相反我坚信未来的世界应该还原到历史上那样东西各方之间的分庭抗礼，互相学习的状态上。因此我还是很积极地促成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学术集群。为此我与我的意大利合作伙伴一直在促成这样一个群体，为此我们一起开拓非洲可能潜在的市场，为此我们一起号召更多国籍的伙伴加入其中。因为我们共同的理想是在一个更为广阔多元的背景下去实现我们的专业抱负，与此同时这种各文化的彼此交流共同创造出一个也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产品。这当然是让中国文化以另一种更为积极的参与方式注入到国际的合作之中。这实在是我的奋斗理想。现实中的我，在这个年纪仍然处于一个蛰伏期，在这个期间只能做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因为由于以前基础的薄弱以致于我必须重新学习很多基础的知识，而且工作后很多业务技能又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训练来逐渐掌握，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必须让自己蛰伏起来，充分利用好目前稳定的环境为将来的独立自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相信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需要一种精神，精神是信仰的支撑，信仰可以让人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惊蛰的一天才会如期而来。
平原，
本文最初思路源于零九年七月六日生日之际，
最终完稿于零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己丑年，里尾新居。
2009年8月16日星期日
考察区的划分
从来似乎只有西方人对着一幅世界地图展开他们野心勃勃地主观划分，殖民时代自不用说，除了地图上的利益划分外，更多的还是直接地占领与征服。殖民时代之后全球经济的运行，这种对域外领土划分的行为并没有停止。本人所在的公司就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大型国际工程公司，在他们公司架构的报告中，他们毫不掩饰地介绍自己面对全球市场的野心，好像那些处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异域领土都在他们全球经营网络的掌控之中。就他们所擅长的专业领域而言，的确不假，因为他们具备这样的全球能力。领域的划分可以说是一种有计划有针对的根据某一方面做出策略性的地理布局，这种布局正是通过计划的实施者主观地将其策略思考反映在地图上的。因此回到我个人的考察区划分上来，根据我考察内容和计划实施的需要对自己要面对的考察目的地作出相应的划分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自身经济实力，社会经验，物质条件尚极其匮乏的年纪，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对着欧洲的领土展开自己那雄心勃勃的划分，我想这实在会令许多人不解。因为此前至少还没有这样的中国人（即便有也一定为数不多）敢于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欧洲诸国作出自己的领域安排。但我要指出的是，这种领域的划分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任何人其实都可以作出这样一份地图，而我要强调的是与其说这种行为值得注意，倒不如说是这种意识更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人到过欧洲的为数一点也不少，但绝大多数都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旅行团队转了几圈，很少有人真正从领域上对欧洲有过思考，说白了他们来欧洲不过是走马观花，留下几张回国后到亲朋好友面前炫耀的照片罢了。还有一群中国人是来欧洲作学生的，本来他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对欧洲好好考察一番，这种旅行考察倒是有的，但他们的心理地图和现行的行政地图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按照国别和那些吸引人的地方一一造访罢了，也就是说这种考察本身更多的是放松和休闲，对于自己所到之处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联想与关联。因此欧洲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还只是那些现有的国别与国度，很少有人能够打破这些疆界按照自己的主观和理解去重新塑造一个欧洲的地图。总体说来中国人不习惯按照自己的主观理解去冲撞一个现有的体系，因此我们似乎总是去接纳一种现有的体系和制度，这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倒不一定非要打破既有的系统，因为它们的存在多少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与必然，但这些既有的脉络未必是从地理区域上符合每一个人自己的理解或者是符合某一个课题，某一层面的理解，因此作为个人完全有必要作出符合自己目的的重新划分与整合。哪怕是去打破现有国界政区的划分。这种意识在中国人当中普遍缺乏，我们缺乏一种自主掌控的主动意识，缺乏一种对现有资源控制与分配的欲望。其实这种划分本身并不影响什么，现实也未必会因为我们的划分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如果我们缺乏这种主动地领域意识就会使我们处处被动，甚至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别人为我们制定的划分当中。你看，我们所处的时区，我们所用的西元纪年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吗？从历史上看，西方从来就没有很谦虚地在地图上描绘自己的利益版图，哪怕是宗教，天主教在世界各地也划分出自己的教省与教区，而看看如今的美国军事版图，六大战区司令部俨然把全世界纳入进它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这么说领域划分本身就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对所要面对的问题，面对的素材，面对的资源作出富有战略性的地理分配，这种分配的完成才能使得每一个领域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功能，而各个领域之间也能形成互补或者互助的网络关系，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对象成为一个经过整合的有机体。
我要完成的欧洲考察以及根据这个考察对欧洲所进行的区域划分便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下制定的。可以这么说，这八个大区的划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个人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欧洲地理及历史渊源的理解，未必是适合每个人自己的欧洲地图，当然如果能够让我从中获益，这种划分也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了。
平原
己丑年，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五日
伦敦至伯明翰的列车上
2009年5月31日星期日
2009年5月17日星期日
布鲁日
我早前对于比利时的城市没有什么印象，大概也就知道布鲁塞尔了，而当我安排了比利时之旅后，便开始了对这个国家的主动认识。有趣的是当我一旦开始了对它的学习与了解后才突然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的无知，因为那时在我的头脑中竟然没有一点关于这个国度的历史常识。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奇怪，我想大多数人都可能像我一样，地理历史知识都极其有限。
布鲁日（别称布吕赫）这座比利时著名的城市恐怕今天的名气远远不及它在历史上那样显赫，原因是这座城市已经没有了历史上的那般风光，因此作为一个如今的旅游城市，要不是它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赫然在列，知道它的外国人恐怕并不会很多。而布鲁日能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就至少还说明它在欧洲的历史上是有一定特色的，如果我们打开它在世界文化遗产网站上的介绍，关于布鲁日是这样被描述的：
“ 布鲁日作为出色的中世纪聚居遗存，保持着历经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格局，以及它那些原始的哥特式建筑使之成为城市主要的特征。布鲁日作为欧洲的商业与文化之都，它用它的文化作为纽带联系着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它也是弗兰德原始画派（尼德兰早期画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介绍中反复强调的是，布鲁日的城市建筑作为中世纪商业文化城市的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这座城市对弗兰德地区美术史的突出贡献，便可以想象出它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富庶与昌盛。因此我们更应该从一个相对广泛的区域中来审视布鲁日的存在。而布鲁日从广义上说属于所谓的尼德兰地区（这个概念包括了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等冲刷平原地带），而在尼德兰的版图上布鲁日，根特，里尔等南部地区又被称为弗兰德地区（又作法兰德斯，弗莱芒），这个地区犹如其处在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的交界处一样，在历史上就充满着不确定性，欧洲从古至今的几个大的统治力量都曾将他们的势力覆盖过这里，而弗兰德地区处在这些大国的夹缝中又尚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与特色。因而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页。有趣的是当我读到法国艺术史学家批评家丹纳所写的那本著名的《艺术哲学》时，作者竟然是将尼德兰的艺术成就与意大利的艺术成就相提并论的，而且作者还很有意思地按照民族的划分分析了这两派艺术与其种族渊源，风俗文化的关联。原来尼德兰地区也曾经在欧洲文化艺术的历史上创造了不凡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缔造者就是如今生活在这一带的日耳曼人，这些人用他们创造的艺术为这个种族创造出了与众不同的流派，并且向我们显示了他们在艺术上的天分，就如同意大利人所代表的拉丁民族的艺术天分一样。于是在欧洲的历史上尼德兰的艺术就几乎能与意大利的艺术相比肩了。这的确是我读到的最有趣的一段介绍，因为以往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分析与思考过存在于欧洲内部的这些差别，特别是我一直都认为，意大利创造的古典艺术以及之后在那里发端的文艺复兴一直以来就是整个欧洲的典范，其他所有的地区的分支艺术不过是那棵主干下的枝叶罢了。丹纳的分析就打破了这一假象，在他眼里更愿意看到的是那一派完全不同于意大利风格的艺术成就，并且他把这项成就的基因归功于养育这方人士的水土与风情。在他看来，任何艺术的成就不过就是一颗植物之上的花朵，盛开的花朵永远离不开养育它们的水土和种子，而这个种子就是那些不同种族的来源，在一方水土里的种子生根后所结出的枝芽就是让那些艺术之花得以盛开的必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品性特点等都是催生出花朵的枝干。因此按照丹纳的意思，我们理解任何一派有成就的艺术都不能忘记它们得以存在的根本。而布鲁日恰恰就是让那些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重要一块重要土壤。
说实话，我来到比利时是先通过乘坐晚上的旅游大巴横跨英吉利海峡后从法国进入比利时境内的，路途上经过了根特，和布鲁塞尔，第二天一大早又从布鲁塞尔买了张火车票来到的布鲁日，一路上所看到的比利时尤其早上四五点钟左右的根特，一种说不出来的宁静，小巧与精致深深地打动了我，完善的基础设施，整洁的街道让我多少对欧洲哪里都一样的城市水准有一些嫉妒。而布鲁日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到了一座早已为游人准备好了一切的“历史名城”。这座比利时西北部的城市是西弗兰德省的省会，人口只有十多万人，这样的人口规模实在是少的微不足道。因此这样一个人口规模下的城市，最好的尺度莫过于步行。布鲁日的起源大致可以推算到公元一世纪，那时这里还是罗马帝国的边陲要塞，主要是起到防止帝国遭到北方海盗入侵的目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布鲁日几乎就是海边的城市，而今天由于泥沙的冲刷使得布鲁日已经远离海岸线了。但是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势必换来很多好处，渐渐地布鲁日成为了北部欧洲与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商贸往来的最佳地点。真正让布鲁日进入历史的黄金时期是始于12世纪，1128年7月27日这一天布鲁日得到了设立城市的许可，这就意味着布鲁日的历史从此进入了城市的时代。而与其他欧洲地区都长期笼罩在封建君主的羽荫下不同，布鲁日等弗兰德地区的许多城市就通过行业协会与市民组织等拥有了一套相对独立的政治自治权，分封在这里的侯爵们也对这样的情况格外容忍，因此在这些区域里就形成了早期的布尔乔亚式的市民社会，这一因素为这片土地后来培育出种种与众不同的艺术之花提供了前提条件。在布鲁日引领当地经济的产业是羊毛纺织和布料贸易，因为那时整个弗兰德地区都以这项产业作为其工商业的支柱，而布鲁日的地位也就渐渐跃升为欧洲北部重要的商业城市，其历史地位完全可与当时的威尼斯相媲美，而今日遍布全城的水网以及运河也让这个比利时城市赢得“北方威尼斯”的美誉。这里要插上一句的是，起初我对于这个所谓“某某威尼斯”之类的头衔颇为感冒的，动不动就拿有着密集水系的城市比作威尼斯，以此达到什么旅游的噱头。可是如今看来以布鲁日在历史中的贸易地位的确可与那时的威尼斯相提并论，因此我对于这样一个头衔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况且这里和威尼斯一样，不仅因为其工商业的发达而闻名，同样艺术与文化也逐渐从这片土壤中发育出来。布鲁日发达商业也促成了历史上最早的证券交易所，并且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金融市场，似乎和当代城市的发展模式相仿，到了十四世纪时用于积累财富的布料贸易已经不显得那么重要了，而当来自勃艮地的菲利普二世成为了弗兰德地区的主人后，由于这位伯爵的到来使得布鲁日渐渐成为一座集银行业，文化艺术产业，奢侈品贸易而著称的城市，因此这座城市在历史上形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与进化。可是十六世纪开始，这座城市开始又因为失去了往日的地理优势和支撑命脉的产业而逐渐衰退下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在历史上都保持着沉默，直至近代才重新成为旅游城市又恢复其往日的繁华。
布鲁日的城市特色，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两大特点。第一，就是城市的结构基本上以运河水网为主，环城的水系和交错的水网构成了布鲁日历史上的城市基础设施，由此可以看到在以运河水网为运输途径的古代，但凡能够形成如此密集的水网与结构的城市无不都是富庶的古代商业城市。这一点无论是从西方的威尼斯，东方的苏州等城市中都可以得到明证。 当然形成密集水网的城市也不能离开他们所处在的地理环境，例如无论是这里的布鲁日，还是意大利的威尼斯，以及中国古代的苏州，无一例外这些城市都是水资源丰富的城市，而且要么处在河流入海所形成的冲刷平原地带，要么索性就是一座海上的城市。但运河水网的城市特色却给我们今天提供了很好的古代商业城市的模式。布鲁日的第二大特色是其城市一如既往地沉醉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哥特式传统，有趣的是，这种传统即便在哥特式建筑退却的年代里，布鲁日人却依然独忠此道，不仅在宗教建筑上甚至在世俗建筑上也保留着哥特的传统（例如布鲁日象征城市自治的市政厅 1376-1386建成）。这种特色也许在丹纳看来正是显示着弗兰德人的特点：在他们的一乡一镇之中人们都是极为严肃而且守着古老传统的人，而他们中世纪的信仰与虔诚在普通市民（布尔乔亚）中甚至比在贵族中还要牢固与可靠。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布鲁日作为早期市民城市这种独立思想和恪守规矩的传统就一直写在他们对哥特建筑风格的忠实上。这一点则和意大利人在历史上很不相同。而这里人们表现在艺术上则是那种对于冷冰冰现实的那般不放过任何细节的忠实刻画并将之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种性格也如同他们死板而冷峻的面孔一样。从这些方面出发我们便可理解弗兰德地区美术作品的一二。例如从活跃于布鲁日的15世纪画家扬·范·艾克（Jan Van Eyck）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弗兰德绘画的特点。
今天的布鲁日作为一座遗产之城，从它的外在表现上看，似乎做到了竭力凝固一切历史的样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避免的与中世纪远去，因此虽然作为一个游客我能在这里领略到那时的建筑和艺术，但真实的生活在这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从繁华的街道上我们丝毫不能体会任何历史的生活气息，这一点多少都是整个欧洲历史城市的遗憾，人们已经无法从市民生活的土壤中找寻历史的痕迹。
平原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七日完稿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考察布鲁日
2009年5月11日星期一
里尔
法国城市里尔，算是十分典型的一座欧洲城市了，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它的组成要素十分具有代表性，例如它有一个古城区，它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它处在一个大都市区的中心，与周边城镇有着复杂的网络联系；它又是一座不断更新的城市，因此在历史遗迹之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建筑师们的手笔；它同时是一个十分便捷的城市，因为高速列车让它和欧洲的几座重要城市相互联通，密密麻麻的铁路，公路网络横穿其间，将一座看似古朴实则现代的城市牢牢地拴在城市群网络的节点上；它也拥有占据优势地位的工业和商业，通过这些工商业足以让它附近的整个区域赢得足够的经济来源；它也诞生过几个举重轻重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又足以让这座城市引以为豪，永远怀念......如此数落下来还有许多许多，但这些方面都尽显着欧洲城市的普遍特征。因为仿佛任何一座欧洲城市都能找出几个与上述类似的方面来。
里尔，今天作为法国北部加莱海峡大区的省会城市，同时也是法国仅次于巴黎，里昂，马赛的第四大法国城市，里尔的周边也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群网络，其主城区有大致二十万人口，周边卫星城有一百多万人口，而整个大区的总人口在四百万左右，这在法国已经算是人口稠密的地带了。人口的集中既有其地理的原因，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因为首先这个区域包括附近比利时的部分地区均属于历史上的弗兰德地区，而弗兰德的本意就是指“平原地带”，因此人口稠密，靠近海洋，同时又有富庶而广袤的土地可供依赖，这里也就理所当然地汇集了北部欧洲的工商业城市群。事实上里尔与其周边的比利时城市根特，布鲁日等就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毛纺织品工商业中心，因此整个弗兰德地区也在欧洲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我是从伦敦乘坐欧洲之星高速列车抵达里尔的，全程也不过1个多小时，这样的时间几乎和在伦敦市内坐车差不多。而从里尔坐这样的高速列车到巴黎和布鲁塞尔也不过半小时左右，由此可见，里尔在几座重要欧洲国家的首都之间，有着多么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里尔城市的一大特征就是拥有一个新旧交替的城市形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里尔同时具有现代城市和古代城市的重要特征。首先里尔的城市形态与城市结构有着很强烈的历史特征，例如其古城的轮廓清晰可见，其次断断续续的城墙和城门建筑又增添了其中世纪城市的气氛，而城市新区大都围绕着古城边缘逐步展开，越往边缘城市就越显得现代，同时里尔除了那些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群外，当代建筑也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其火车站地带就是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痕迹在此交汇融合的典范。
里尔的火车站地区，大体上包括新老两个火车站以及周边的公园和商业办公建筑群，老火车站几乎和欧洲其他城市一样，作为城市的门户，正对着城市主要的商业大街，商业大街直接将人群引向历史城区的中心广场，这种模式几乎成了欧洲工业时代城市规划的典型，例如苏黎世，伯尔尼等城市都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与众不同的是，就在距离老车站将近四百米的附近有一座完全现代的新车站，这座车站是专门为停靠欧洲之星和法国TGV之类的高速列车准备的，它由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所设计，因而这幢建筑带有其明显的个人特征。据我所知库哈斯的设计精神总是体现出一种对城市思考的态度，尽管他设计的还是一幢建筑，但人们总能够从他的建筑中读出他对当代城市的理解。这种理解就包括一种对城市状态日趋复合性的思考，也正如我们当今的城市一样，由于对多种功能的追求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对建筑的需求也日趋复合性，即实现多种功能的相互交替。这本来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一座建筑本身就包含了不止一种的功能，但库哈斯的巧妙之处在于，他不仅把建筑本身的复合功能作为处理的对象，同时他还将建筑置于城市的肌理之中使之发挥出相应的城市功能，让城市的复合性融入到建筑物之中，并将城市中司空见惯的构成方式也搭接到他所考虑的建筑之中，例如在我们城市当中习以为常的像立交桥这样的交通基础设施，在这里库哈斯将它移植到建筑的组成部分中来。固然这里也有其建筑本身的特殊性，譬如高速列车的轨道与城市干道的交叉这样的现实因素，但设计者毕竟用一个大胆的建筑姿态强烈地表达了这一因素，反过来我们又怎能不承认这样的动作是其故意的举动呢？不信再看看另外一个更意想不到的“跨越式”的姿态，就在火车站建筑的主体之上，库哈斯利用一个大型的跨度将整栋L型的高层办公楼横跨整座车站, 从形态上也可以看出车站本身的结构与其附属的办公建筑是分开的， 这样表达了一种有趣的信息：犹如城市之中的情况一样，这个车站成了一个复合物，它的功能类似地铁车站与地面之上的建筑一样，本身既相互关联但又相互独立，而库哈斯恰恰是要把这样一个城市复合物安插在这里，让他发挥着城市的调节功能，建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种”，但这个杂种却是在当代城市环境中所催生出来的。如果再观察一下其周边的景观环境就可以看到，火车站的周围也并不单纯，因为火车站建筑的周围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而这个公园其实是一处历史遗址，这个遗址就是仅存的一部分中世纪遗留下的城墙遗址，在这个城墙遗址上还有一座城门建筑得以保留，虽然我并不清楚这个城门建筑是否是后来某个时期补建的。但有趣的是城墙两边有着很明显的时代特征，例如紧邻城墙的一幢住宅建筑有着很明显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集合式住宅的风格，而整个历史遗址如今却成了一片巨大的绿地公园与新火车站巨大的户外硬质景观形成了对比。可以想象在一个并不大的区域内这里几乎集合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物，着实成为了里尔城市的一大特色区域。同时这种现状也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城市历史课，因为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一座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遗留下的痕迹，而这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痕迹本身也丰富着城市的美学。
此外在里尔还有一处不得不看的景点，有趣的是来里尔游玩的人们往往忽略这个景点，其实这里是法国城市史上的重要遗存，那就是里尔城塞。关于法国的城塞建筑我还会列专题叙述，在这里仅仅谈谈里尔所保留下的这个城防要塞。这种城塞建筑是法国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出于其帝国防卫的需要而专门指派御用军事建筑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 在法兰西帝国的诸多边境城市和海岛上修建的。这种城塞往往形似五角星，而且内外有多个城墙环绕，在里尔的这个城塞即为典型的由城塞加上城市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将整座城市作为一个防御性整体，同时外加一个军事化的加固要塞，很明显这种要塞在以往欧洲城墙防卫的基础上增强了其抵御入侵的能力。我去参观的时候很遗憾要塞的中心部分大门紧锁，不过从门缝中望去，里面似乎是一群围绕着几何中心布局的建筑，可惜的是我当时无法接近最中心的广场。这个要塞的中心据我估计是屯兵用的，这样可以保证城市拥有很强的防守能力，即便在城市失守的情况下，这个要塞部分也能维持很长时间的防守以便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的战斗力。而且要塞附近就是河流的环抱，这样河流三面环绕的地带天然地为要塞布置了第一道防线。里尔城是于1668年（清康熙七年）被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从勃艮地公爵手上拿下的，拿下这座城市后建筑师沃邦就开始加固这座城市的军事设施，因此这种棱堡式的城墙建筑逐渐取代了以前中世纪时留下的脆弱的城墙。值得一提的是棱堡式的城墙建筑被广泛地在欧洲各地采用，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是因为十四世纪后火器的盛行而迫使欧洲的城墙进行了改良，因此这种多边形互为犄角的城墙式布局就成了当时欧洲很多城防建筑的格局。而事实上沃邦给里尔加筑工事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侍奉的这位主子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是一位四处征战的君主，因此为他的帝国加固城池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路易十四在位时，一共发起了四次主要的战争，它们分别是1667年至1668年与西班牙争夺南尼德兰的战争，里尔城就是于这次战役中被法国攻下的。1672年至1688年与荷兰的战争，1688年至1697年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同盟战争，以及四年后即1701年至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里尔城又是在这次战争中被同盟军夺走的。可以看出路易十四是一位好战的君主，因为从他真正掌管法国的政权以来，他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充满着战争，因此这也就并不奇怪他会指派沃邦为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军事要塞。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一种建筑形式或者说建筑类型的产生总是有其历史上的某些特殊原因的，而那些奇异的建筑形式和城市布局也只能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才有了产生的理由。如果脱离了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任何那样的建筑形式也就自然不复存在了，即便有后来的某些模仿，但事实上无论如何精确地复制也都无法达到其历史的高度。沃邦设计的这座里尔城塞在后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也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而且据沃邦的精确计算守卫这座城市只需要12000名士兵，而且只需1000名士兵把守这个坚固的城塞。公元1708年里尔城在坚守了4个月后被同盟国大名鼎鼎的馬爾博羅公爵約翰·邱吉爾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欧根亲王所攻下。
如今的里尔城塞则完全显现出另外一幅景象，尽管这块土地至今归属为法国国防部，但这里已经丝毫没有那种军事重镇的肃杀之气，相反其绿意盎然而使之成为里尔城郊的一处大型公共园林。人们清晨起来就开始围绕着当时的环形城墙开始了晨练：跑步的，骑车的，遛狗的，垂钓的应有尽有，特别是那些跑步的，他们只需要围着古堡一圈一圈地跑着，便很方便计算出他们的运动量。我来的时候其实已值晌午，可是锻炼的人群仍然络绎不绝。一排排跑步的倒是多少有点军队操练的味道，想必当时卫戍的士兵也是这么出操的吧。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军事建筑的遗留反而给这处园林留下了许多独特之处，例如城墙上的树木几乎荒芜了墙头，但隐约透露的这几分荒芜却和古堡那残破的墙壁一起给这座要塞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诗意，还有那规则的棱堡式城墙使得在自然景观的几分不规则中又增添了些许秩序，而相互交错的内外城墙和护城河，又给这个地方增添了许多景观的要素。湿地，湖泊，桥梁，门户总是出现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得不承认倘若沃邦设计的不是一座军事工程的话，他的作品仍然可以堪称园林工程独树一帜的典范。而这个园林就是今天让里尔人民实实在在得以享受的城塞。
平原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于伦敦完稿，
并于同年早前之三月二十九日访问里尔
2009年4月28日星期二
游志自序
泰西，古代华人对西方的称谓，犹如西方人称我为“远东”一样。可惜西方人只是描述了地理上东方的“遥远”却并没有附上什么额外的夸奖之词。相反，我们对西方的称谓却多了几分祥瑞之意。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西方真的是祥瑞之国吗？至少西方的那群人到了海上之后并没有把祥泰带给其他民族。殖民主义的祸乱就是从这个“泰西”开始的。不过，这些都是历史的陈年旧帐了，毕竟西方的文明还是推动了整个人类进化的步伐，对我们整个世界有着很大的贡献。
自二零零四甲申年末以来，我就来到欧洲游走，其间边走边学，在西方诸国中求得学问，大开眼界。本来在中国的时候就有四处寻访的兴趣，而来到欧洲则有感于泰西诸国文化资源之丰盛，于是恨不得踏遍每一座城池，去揭开它们留存于今的宝贵财富。因而这个游志便是本人纪录下所到之处的最好明证，一来借以梳理我对欧洲的认识和学习，二来也不希望当年的游历随着记忆的消磨而逐渐淡忘，于是就模仿古代志书的样子，以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艺术，经济，社会为枝叶，以个人切身体验，观察，取舍，和查考为主干，写下的这篇游志。相信这些知识的汇总定能帮助笔者及读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西方的世界。也算是对我所到之处的一个交待。
其实谈到中国人认识世界，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两条丝绸之路的开辟就是最好的史证，我华夏先祖们正是靠着一代代积累下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并且开创着自己的文明，因此认识外部世界就是改造内部世界的最好途径。自古以来我们就流传下许多史地古籍，游记志书，他们的纪录也成为了我们了解世界的最好教材。而但凡文明之国，无论中西，无非都是善于观察善于纪录的民族所为，正是他们的细心才有机会让我们去揭开那些未知世界的种种疑惑。远的不说，就从我的同乡汪大渊开始，一个南昌人的步伐踏遍了大半个世界，足迹也几乎触及了泰西之地，想想他二十岁就随商船出海，比我足足早了两岁就踏出家门，走向了世界。在十三四世纪的中国，虽然陆路上走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可是在海上也出现了一个中华少年的身影。前者的一本口述纪录《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了泰西人对东方世界充满好奇的充分理由，而后者的呕心之作《岛夷志略》，成为了一部贡献给世人的珍贵礼物，正是靠着他的记载，使我们的先辈能够进一步了解那个尚未开蒙的世界。有趣的是，人类的十三四世纪，注定是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时代，除了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的游历者外，一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使者也几乎走遍了当时养育人类的几大文明胜地，此人就是来自非洲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这位前辈的足迹踏遍了欧亚非三块大陆，他的《巴图塔游记》正是靠着他十二万公里的行程所写就的。
接下来的十五世纪，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人类相互探索的航船终于启航了，靠着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人流传下的航海技术，郑和的船队几乎要完成了新航路的开辟，而随后来至泰西的勇士们终于幸运地绕过了风暴角，从此打开了一个新的地理纪元。然而历史总是这么的无情，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探索有时也隐藏着人类最大的劣根，泰西人的壮举并没有带来此后的和平，相反征服，掠夺，暴力，使鲜血染红了那片郑和创下的和谐海洋。而此后的大明和大清也从此昏睡过去，不闻世事沧桑的变迁。中国人从那以后几乎到了自满与保守的极端。前人流传下的海外知识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淡忘过去，以至于一个大炮打响后，竟然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
终于这样的颓势惊醒了部分有识之士，十九世纪中叶的清人徐继畲写就的《瀛寰志略》，成为了一本极为难得的史地教材，中国人终于又重新开始了对世界的认识与探索。而我们熟悉的泰西虽然远远地把我们甩在了后面，但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觉醒，那些所谓的差距不过是一段用时间可以完成的距离而已。
在我的序言中，回顾的这段历史就是要时刻提醒着自己，我想一段切身的行旅，除了带来身心上的愉悦之外，还应该赋予某种使命，犹如前人们不断重复的那样，一段经历也可以成为后世的财富，这恐怕还是促使我写作本志的最好动力吧。
平原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伦敦，里尾新居中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重返亚的斯亚贝巴
当年有约未相忘，
重识旧旅下南疆。
乘空日行八千里，
阅尽人间话沧桑。
羌笛一曲伴孤翔，
胡关之外谁与唱。
家国已在渺茫中，
何看愁云思故乡。
天地苍苍人海茫，
行者天下本无疆。
坐地日行欧非亚，
笑望飞虹跨两方。
红云落幕垂夕阳，
远照开罗万点妆。
绿衣带水家万里，
可见大漠枯骨荒。
黄沙莽莽途无量，
江水一泻浪打浪。
阿斯旺前拦一坝，
有胆斩断尼罗狂。
南下，南下，
埃塞俄比亚。
南下，南下，
亚的斯亚贝巴。
少年意气露锋芒，
好风借我青云上。
雏鹰扶云初试翼，
来日方长坦荡荡。
平原
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至十四日于赴非洲途中。
2009年3月18日星期三
寻找梅村
梅村是哪里？梅村又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一段时间，于是就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梅村成了我寻找之中的理想家园。以至于后来真正地找到了它却不敢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理想中的梅村早已超越了它现实中的存在。
为什么要寻找它？恐怕这还得从九年前说起。九年前的我，还在昌大读大学二年级，那时暑期刚刚从皖南写生回来，而那半个多月的写生旅途却是我从建筑学上第一次与传统民居建筑的结缘。皖南那些保存完好的村落和建筑，让我从建筑实体环境中认识到了那早已模糊不清的古代田园印象。打那时起，我就对传统民居的找寻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总是希望第二个，第三个皖南相继被人们发现。这种由于传统发现所带来的惊喜与成就感成为了我搜寻民居的巨大推动力，以至于它的确促使我此后长达四年的乡土建筑追踪考察。可以说时至今日，即便我身处欧陆也依然对那段激情岁月的回忆而唏嘘不已。而这梅村就是我第一个要找寻的目标。
之所以要找寻它，首要的原因是据说它就在南昌市区的周边，从地理上说非常的接近。此外我原先对南昌的城市民居是持非常失望的态度的，因为南昌是江西省内最缺少传统民居建筑的城市，遍地望去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留下的红砖板式住宅，恐怕连一个带有马头墙符号的建筑也都很难在城市中寻觅其踪迹了。然而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关于梅村的传闻。第一个传闻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城市谈话类的广播节目中得到的。在这个节目中嘉宾和主持们也在讨论城市历史文化失落的话题，这个话题自然就落到了省会城市南昌的头上，一个很不经意的瞬间，主持人提及了一个村子，叫梅村，而且还是一个近代名人的故居地，主持人说他早前曾经去过那里，看到那里的民居建筑保存十分完好，都是十几个天井院落组成的古代住宅，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其规模的宏大。这时的我就犹如注入了兴奋剂一样，对这个叫做梅村的地方充满了憧憬和期盼。遗憾的是在那个节目中主持人并没有透露更为具体的信息和内容，因此就好像从身边擦间而过一样，梅村的信息便就此消失。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南昌的地方报纸《信息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专栏，内容是“寻找南昌的老房子”，这篇报道揭示了南昌大量不为人们所认知的从清末乃至民国年间遗留下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而在随付的一些照片当中里面赫然印有青云谱梅村的字样。的确，那是一幅黑白鸟瞰的照片，镜头就聚焦在那典型的天井式民居的屋顶上，从那张历史照片上看，建筑无论从规模还是从保存程度上都达到了我的心理预期，因此梅村便再一次踏进了我找寻的视线中。这幅照片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因为我甚至还认为它就是现在梅村的处境，而在那个网络还十分初级的年代，主持人的谈话内容与这份报纸变成了我继续搜寻的唯一证据。于是下面我便利用这两条线索开始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我曾隐约听到当时广播节目中提及了一个地名，叫朱姑桥，因为好像叫梅村的地方不止一个，但那位主持人为了剔清真伪专门注脚了朱姑桥这个地名。诚然，这当然是很重要的线索，因为将几个关键词放在一起便很自然地锁定了目标：青云谱，朱姑桥，梅村。
当一个搜寻了很久的地方在即将被揭示的时候，心里不免总是有些忐忑，因为就怕那张印象中的画面被这个巨变的时代给摧残的面目全非。从我的亲戚口中得知这个朱姑桥其实离外婆家不远，就在青云谱区铁路货场的附近。这时我已经产生了一些疑惑，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所谓的货场旁边有一条很宽敞的马路，这条马路一直以来作为通往莲塘镇的重要道路，也算得上是非常繁忙的了，而以我的经验来判断那里不太可能藏有传统风格的民居建筑。况且如果真有像广播里讲的那么大的规模，起码也应该早就传遍了。怎么还等着我费尽这么多周折去寻找呢？这时的我虽然为找到梅村的确切位置而兴奋，但其实心理上却更愿意它只是另外一个同名的梅村而已。
后来终于有一次机会，父亲为了支持我的探索决定亲自开车寻找。于是我和父母一同前往梅村，去揭开那萦绕我心头很久的面纱。坦白地说当我看到了所谓的梅村之后心情是复杂的。因为真实中的梅村既不是我那早已理想化了的幻象，但也没有让我彻底地失望，毕竟漫步其中多少还是发现了一点惊喜。
梅村进入我眼帘的第一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当汽车从一条小路缓缓驶入一片开阔地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便是那滨临池塘的民居建筑群，虽然立面十分凌乱而且镶嵌有那些很不入流的新式住宅，但扑鼻而来的历史气息却没有因此减弱。那时的我刚刚从徽州宏村的月亮池回来，突然间又看到这相似的场景心里不由地为之一振。仿佛找到了那时在徽州的感觉。更让我兴奋的是这个场景就在自己的生活的城市里。父亲二话没说倒是拿起了速写本站在一旁写生起来。我则急忙地打量着村落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有更大的发现。后来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刻有石门居的门坊，仿佛在界定一个居住的群落，然而随着我们步行的深入，那些能让我产生激动地画面越来越少。绕着整个村子走了一圈，我们才发现真正打动我们的地方却还是进入时的那个场景。与此同时一种焦虑又随之而来，因为那些保存下来的几栋老屋也渐渐地到了倒塌的边缘，一些村民索兴就在那些老屋的残檐断壁上盖起了新房，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任何的保护修缮措施恐怕几年后最后那一点古村的画面也将彻底地消失。不过让我担心的还不只是民居建筑本身，因为作为这个不起眼的村子，正如那位主持人说过的还是一位南昌近代名人的故居地，他就是梅村人梅汝璈。这位乡贤就是后来让我们熟知的电影《东京审判》中主角的原型：远东国际法庭的中国审判官。想不到的是他就出生在这里，而且成了我的同乡。以往我们对历史的无知使得我们埋没了梅村很久，如今只剩下这点老房子来追忆往昔了。因此从我内心上说并不希望这个村子沦落为一个十分普通的样子，因为真要到了那时，即便有这么一位乡贤带来的骄傲，也很难让人找寻那种场所感的厚重了。于是顺着这个话题，父母与我一行人也渐渐与旁边好奇的梅村人攀谈起来。从谈话中可以感受到，这里的村民对梅汝璈还是津津乐道的，同时他们也说市旅游局的人曾来考察过说可以把这里开发成一个旅游胜地，言语间发现他们对未来的几分期许，毕竟如果有人真愿意来开发的话，他们的生活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当然这些都只是盼望罢了。第一次梅村之旅也就算告一段落。
发现了这个村子，我还是很自豪的，毕竟除了几个旅游局的领导们去过，恐怕大多数南昌人连同梅汝璈与梅村都不知其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连那部电影《东京审判》也都还没有问世。回到昌大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两位好友，他们也都是后来积极参与考察民居村落的志同道合之士。于是又过了大概半年，我们相约好骑自行车一同前去再访梅村。或许是出于我仍不死心的疑惑，因为我隐约记得有人提过有一个梅村就在现今的八大山人纪念馆的旁边，于是那次骑车之旅我决定也去那里探究一下，惟恐那理想中的传统村落就隐藏在那里。当然这一切的假设都是徒劳的，在青云谱八大山人隐居的地方，除了那一塘池水外也几乎没什么让人留恋的地方。再访梅村虽然是首访的半年之后却并没有出现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危如累卵的残垣断壁也仍然支撑在那里，所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带足了相机胶片，把一些建筑的细节纪录了下来。也就从那以后一直到出国留学我都再也没有回访过梅村。只是在接下来的网络通明的数年中，我并不曾忘记搜寻网上关于梅村的记载，但让我出乎意料的是那时只搜寻到一则新闻，还是从政府招商网站上得到的，上面提及了梅村急于寻找旅游资源开发商的意向，看来梅村仍然在财政上处于苦苦等待之中。而此时的我，心情也是复杂的：一方面盼望梅村被正式辟为旅游场所而获得改造的机会，另一方面却也担心时下粗俗急切的心态会打破那传统乡土环境的几分意境与雅致。又过一段时间，梅村终于出现在了南昌市地图上，而且是在梅汝璈故居的名下，那时我还真以为梅村已经成为了南昌新的名人故居旅游的目的地。
在我出国的几年中，我因为忙于新的专业而放弃了民居的搜索与观察，使得我根本没法顾及以前的那些体验，当然也就忽略了梅村。所不同的是新注入的知识让我把自己思考的视野和角度扩展了许多，对于那些曾经考察过的无数村落和他们所处的现状也有了更好的理解，在原来被我看来是消极的因素和方面，我也渐渐地开始思索着它们存在的理由和道理，并且试图从美学的角度上给它们注以新的诠释。这就使得我用现在的眼光来重新看待梅村有了更多可以切入的角度。就在此时我得到了出国三年来的一次回国机会，那时因为要办理英国的工作签证我不得不回国两个月左右，于是我有了更多可以四处转转的机会。梅村自然就进入了我的视线。相别六年再一次回到那里，让我担心的是那最后一点乡土的场景是否依然存在，是否梅村如地图上所标示的那样成为了开发后的旅游目的地。这些疑问都将是我在三访梅村的旅途中所要解开的。这一次是我和昌大的师弟一起步行入村的，走的进村路线也与上两次不同。按照我新学来的知识，这个梅村的地理位置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此时已经能够更好地理解村外那条大马路和铁路货场的意义，且能从更大尺度上对梅村这一仍然富有乡土气息的村落有了一个更好的定位。同时梅村如我预料的一样出现了工业建筑的巨大体量，仿佛预示着那可以料想的变迁将会来临。那条村外大马路所牵引的方向，正是未来南昌城市化向郊区扩张的目的地之一：卫星城莲塘。梅村在这里作为一个仍然拥有农田的自然村落，显而易见地将会面临未来城市郊区化蔓延的影响。这无疑给这个仍然保留有一丝传统特色的村落带来了新的命题。
由于换了一条道路进村，我也惊异地发现，这里多出了一个土地庙，好像是当地村民寄托精神的地方。这又与我近年来的观察不谋而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时下很多村落都出现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复兴，其中就包括大量兴建佛教，道教和祠堂宗庙的建筑行为，显然梅村在这方面也已经凸现了其精神生活的需求。同时由于新农村政策的贯彻，梅村同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改造和整治的痕迹，尽管这些作为都还十分不成熟，甚至有些还破坏了村中的古建筑外墙的色彩肌理。但我并不奢求在这个缺少文化经验和改造策略的村子里有更加到位的作法。而完全破坏和拆除古建筑的行为如今已经几乎不大可能，因为近两年来一股很强烈的民族传统复兴的思想正逐步蔓延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中，对于历史的纵向发掘也出现了许多的引人注目的进步。就好比如今再到网上搜索朱姑桥梅村一样，一大串关于梅村与梅汝璈的信息便跃然而出。三访中的梅村在其物质形态上并没有与上两次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让我可以宽心的是，这里已经被城市接纳为一个值得保护和发掘的场所，它也必将等待着未来更为成熟的开发与改造。梅村的复兴我想将会是我们用新时代的语言对其场所精神的再一次召唤。
平原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七日夜，己丑年二月二十二
于伦敦 里尾新居脱稿。
2009年3月11日星期三
卒鸟 病猫
哈克尼小屋后花园纪实两则
（一）卒鸟
叽叽而鸣，
但闻啼鸟报时早。
育翠禽小小，
夫妇分工好：
啄土，衔泥，筑巢。
皆盼小小出门早，
试翼于飞比天高。
谁料！
一日雷雨伴天鸣，
一夜寒风出料峭，
鬼蜮露狰狞，
小小哪堪了。
落木为谁萧，
花儿为谁凋？
木户虽高悬，
离去别纷扰。
落空枝头，谁来报春晓？
只因檐下伤心草。
（二）病猫
寒风破晓，哀鸣嗷嗷。
窗台檐下，蜷缩而卧有病猫。
奄奄气息，伤势岌岌。
昔日草林中称王，
鳞爪飞扬，擒众兽知多少，
何来落败而逃？
伤心巢下怜小小，
残壁檐前忧病猫。
哪来如此伤心事，
除却人间也飘摇。
平原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一日
己丑年初作于伦敦 里尾新居
2009年3月7日星期六
格雷客栈花园
在我工作的公司附近，有一座庭院式园林，它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一所律师学院（the Inns of Court）里，同时它也是伦敦四所律师学院之一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 的所在地。如果是一般意义上按照它的名字直译过来也就如其所谓。但在这个大都市的心脏里，我却更愿意用英文“Inn”本来的意思：客栈，这样就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乡村客舍的风景，尤其是拿它来形容一座花园，这么说也就让人能忘却一点城市中的烦恼。因此我就在此故作聪明命之为“格雷客栈花园”。当然为了搞清原委，我还专门上网查找了一下这个“格雷客栈”的来历，没想到这里还真是以前一个封建庄园主的属地，原来附近还有一个市场和湖泊，只不过那个庄园主的主人后来成为了英国切斯特市（Chester）的审判官，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这就是所谓法律学院的起源，就连学校官方网站上都始终承认其真正的起始时间是1569年，因为那时才有了最早的关于学院的纪录。当然回到“客栈”的翻译上，如果就直接这么翻译却也不无道理，因为按照英国的历史，出现于13世纪后期的社会特殊群体“法律学徒”（Apprentices），他们寄宿在伦敦中央法庭附近的客栈或酒馆里，并聘请开业律师讲课，于是这些居住在一起的学徒们便自发组成了其法律学院的雏形，因此Inn这个词也就从此附有法律学院的含义。
在这所学院里曾经有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足迹，他于1579年因父亲的去世而回到伦敦，后来因为欠债而不得不来到格雷律师学院任教，不过短短七年中他就成为了学院的监督（Bencher)。有意思的是，我原本来漫步学院花园就是带有一种寻找园林设计的经验与体验的。而这位培根大师正是英国早期经验主义的创始人，他的主张便是用感性经验，通过不断观察，实验以及经验的归纳来获得科学的知识。我在此前并不知道培根也曾漫步于此，这真是某种历史的巧合与因缘吧。除了培根外，19世纪初年轻的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根斯（Charles Dickens）也曾工作学习于此。看来这原本不起眼的地方一旦打听起来，也都能刨挖出一些历史的珠宝。
当然除了理清那些本来就让我头晕的学院历史外，吸引我的地方还只是那个格雷客栈花园，因为这个花园及其旁边的学院建筑，很让我想起自己曾经于维也纳居住过的卡克斯堡。卡克斯堡里的建筑尺度和这所学院的建筑尺度比较相近，层高也差不多，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当然后者的建筑风格则明显为伦敦那独有的砖墙立面，以及那近乎维多利亚风格住宅的屋顶烟囱。因此风格之迥异，尺度之接近，就更加让我对它产生了兴趣。
我们公司里的同事，每逢天气良好，温度适宜，就总会端着午饭来到这里午餐。有时就是席地而坐，看到许许多多从附近来此小憩的白领们也这么午休。我就也几次和同事来到这里吃午饭。可以说在伦敦市中心觅得一席自然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每每想到这，我就开始对当年在瑞士校园里那看着远处雪山风景，听着旁边牛儿铛铃的牧歌式生活羡慕不已。
这座花园非常整洁，铺地就是用一般的牙黄色小沙石自由散铺，走在上面沙沙作响，但就是这样也比中国公园里无处不在的彩色铺砖强了不知多少。更有趣的是在这座花园里一个简洁的设计打动了我，那就是对主要轴线一旁侧路的景观处理。因为整个花园是一个下层式花园，两侧除了围满学院建筑外，就是那高起的侧翼，而除了主要步行道路上可以通过台阶上去外，其余部分皆为绿地草坪，而巧妙就巧妙在绿地草坪的处理上，园林设计者为了从视觉上省略掉那些不必要的元素从而达到将绿草场地和砖墙立面合二为一的视觉效果，因此绿地草坪通过护坡一直铺到侧路的边缘，这样就好像用绿毯包裹了一样，从下面的道路上望去，几乎不能察觉旁边侧路的存在。而绿地草坪的遮掩，就仿佛使得建筑是插在草地上一样，一边是简洁而富有节奏的建筑立面；另一边则是平坦而不乏小树点缀的牧场式风景；往来的行人，如果出现在侧路上，从底下望去就像行走在绿堤之上，或者说是舞台之上，充满了戏剧的效果。这个不起眼的设计却非常精到地将这个花园打点的非常简洁得体，但又避免了单调，这不易察见的匠心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
客栈花园是伦敦大大小小城市绿地中的一小块而已，在带来了绿色的盎然暖意之外也给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值得发现的历史内涵。在其世俗的风气之外，不能不说伦敦还仍然继承着18世纪时的那一点画意般的风雅。
平原
二零零九年三月七日
己丑年春于伦敦摄政运河畔，里尾新居
2009年3月5日星期四
生熟南昌
这个题目的由来要从我和昌大的师弟万欣宇一起考察南昌城市环境说起，二零零七年末我从欧洲回国休假，因多年在外很想看看自己家乡的一些变化，于是约上师弟一起出门到处转转。而师弟又是有一点摄影天赋的人，喜欢拿着相机到处拍照，因此他把那些随拍照片放到了自己的网络相册上并且起了这个标题。后来师弟自己也出国了，去了德国柏林，我们先后又在比利时和德国两次见面。还是一样，他也随即纪录下了当时旅行中的风景并上传到了网上。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登陆了他的个人相册，先后浏览了那些标题为南昌，柏林，布鲁塞尔，布鲁日，以及德国乡下的一些影集，忽然间我越发觉得那关于南昌的摄影内容最为有趣，因为在那些以众多城市为背景的照片中，经过摄影者的取舍与捕捉，将各自城市的细节与状态一一记录下来，经过对比后就形成了一种反差，这种反差当然无关于好坏，而是一种在不同文化间所揭示的特色。于是南昌在与这些欧洲城市的对比欣赏中显得格外注目，仿佛那些曾经不以为然的画面突然跃显在面前。猛然间我觉得自己曾经居住过二十多年的家乡原来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不得不让我怀疑我们这些南昌人到底对她有多少了解。看似熟悉的背后却隐藏着让人叹为观止的生疏。这是一种忽视？还是一种漠视？是因为熟悉，才使得我们可以不去在意其任何潜移默化的细节？生与熟原来是如此地叠加在一起。更有趣的是让我意识到这种现象却是在欣赏其他城市照片的激发下所产生的。
回到生与熟的辩证关系上看，一座城市的生熟与否取决于人的体验和认识。所谓熟，不过是因为他或她对自己日常生活的路径，空间，事务的熟悉罢了，除此之外对于他或她来说几乎都可以划归到生的范畴里。因为日常生活虽然占据了某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活内容与生活体验。但这并不等于他或她对于这座城市的真正认识。最简单的例子是当他或她换了一条平时不怎么使用的公交线路时，那种陌生感就顿时产生了。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认识，但也从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视野。因为你可以想象在一个一切都被计划好了的生活状态中，还有什么可能产生新的发现。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我对南昌所产生的那种后觉的陌生感。于是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的栖居”便是突破日常生活的一种尝试。坦白地说在欣赏师弟摄影作品的体验中，我发现了关于南昌的那种“诗意般”地存在，这就是为何它突破了我的日常认识而获得了一种生疏的感觉。
接下来再谈谈南昌这个城市。本来南昌在我们心目中是无法和柏林，布鲁塞尔，布鲁日那样的欧洲城市相提并论的，它在中国甚至都不能和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相媲美。因为无论从文化，从历史，从艺术给人的印象上来说，她都是逊色的。这一点就连南昌人自己都承认，南昌人可以很没有自信地出没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在南昌人，外乡人之间谈论自己的粗俗与不雅。的确这座城市确实有许多的缺点，有些也让人十分深恶痛绝。然而我慢慢地开始觉得，这些因素并不能是让自己缺乏自信，缺乏文化认同的根本理由。因为我逐渐发现随着对她洞察的深入，这座城市可爱的一面也渐渐浮现，尤其是将她和那些所谓的精品城市的对比之中，她的个性，品质及性格尽显无遗。就好像几个孩子在一起比较一样，欧洲的那些城市也许拥有许多涵养，但南昌却显得有些木讷，有些顽劣，有时又不乏一些文人般的谦逊，和几分没见过世面的天真与土气。而那些欧洲城市呢？更像是一个被家长管教的很好的学堂少年，彬彬有礼但有时也难以遮掩自己的一些古怪脾气。因此到了这个层面上看，就无所谓有何城市之间的歧视了。从师弟的那些照片中，我看到了南昌人不常表露的生活情趣，有些的确非常意外，因为它们是如此地富有创意并充满着浪漫。
南昌就是一座这样的城市，她的外表并不动人，她甚至比较世俗，世俗地就像一个坐在街边搓麻将的妇女。不时地这位妇女还会因为什么纠纷发生口角，因而大声咆哮引来路人的围观。可是你可曾想过，也许就是这样一位市井女子，有时也会有让你颇受感动，也会舞文弄墨，也会让你觉得她的生活亦充满着浪漫与情趣。这是何等的矛盾啊！但这却是南昌告诉我的。好比看看那些从南昌走出去的历史名人吧，如果冷不丁地问问南昌街边的路人，他们也许都会摇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也曾经是南昌人。例如，人们都知道南昌是一个内陆城市，想必那里的人也走不太远，更何况是到海上去。可是南昌就偏偏养育了一个汪大渊。这位同乡是元朝人，十四世纪驾着船从泉州出发一路跑到了北非，横跨地中海，到过埃及，摩洛哥，更不用说南洋，印度洋了。他将中国人的远洋船队推至葡萄牙远洋者们的家门口，而且还写了一本《岛夷志略》记录下他的所有见闻，这本书成了几十年后郑和船队的重要资料。还有一个例子：大多数人都觉得南昌人喜欢说脏话，骂街。不假！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了。可是人们可曾想象，在一群满口粗话，满身粗俗的人群中，却偏偏养育了一位国际大法官，他为中国争取了应有的地位，并且据理力争地让那些二战日本甲级战犯们走上了绞刑架。他就是唯一代表中国出席远东国际大法庭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他也是一位集聚儒雅风范与机智果敢的南昌人。像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不少，他们也是属于南昌的，可是却不曾被人们所了解。可以说这是我们对南昌生疏的最好体现。
渐渐地，我从这些闪现的图像中看到了南昌与众不同的另一面，这一面是何等地可爱，何等地让人充满自信。生熟之间，我更好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我的城市，我的家乡。希望她还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
平原
己丑年春节回乡后，作本文于伦敦 里尾新居。
附：欣宇摄影
回到生与熟的辩证关系上看，一座城市的生熟与否取决于人的体验和认识。所谓熟，不过是因为他或她对自己日常生活的路径，空间，事务的熟悉罢了，除此之外对于他或她来说几乎都可以划归到生的范畴里。因为日常生活虽然占据了某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活内容与生活体验。但这并不等于他或她对于这座城市的真正认识。最简单的例子是当他或她换了一条平时不怎么使用的公交线路时，那种陌生感就顿时产生了。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认识，但也从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视野。因为你可以想象在一个一切都被计划好了的生活状态中，还有什么可能产生新的发现。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我对南昌所产生的那种后觉的陌生感。于是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的栖居”便是突破日常生活的一种尝试。坦白地说在欣赏师弟摄影作品的体验中，我发现了关于南昌的那种“诗意般”地存在，这就是为何它突破了我的日常认识而获得了一种生疏的感觉。
接下来再谈谈南昌这个城市。本来南昌在我们心目中是无法和柏林，布鲁塞尔，布鲁日那样的欧洲城市相提并论的，它在中国甚至都不能和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相媲美。因为无论从文化，从历史，从艺术给人的印象上来说，她都是逊色的。这一点就连南昌人自己都承认，南昌人可以很没有自信地出没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在南昌人，外乡人之间谈论自己的粗俗与不雅。的确这座城市确实有许多的缺点，有些也让人十分深恶痛绝。然而我慢慢地开始觉得，这些因素并不能是让自己缺乏自信，缺乏文化认同的根本理由。因为我逐渐发现随着对她洞察的深入，这座城市可爱的一面也渐渐浮现，尤其是将她和那些所谓的精品城市的对比之中，她的个性，品质及性格尽显无遗。就好像几个孩子在一起比较一样，欧洲的那些城市也许拥有许多涵养，但南昌却显得有些木讷，有些顽劣，有时又不乏一些文人般的谦逊，和几分没见过世面的天真与土气。而那些欧洲城市呢？更像是一个被家长管教的很好的学堂少年，彬彬有礼但有时也难以遮掩自己的一些古怪脾气。因此到了这个层面上看，就无所谓有何城市之间的歧视了。从师弟的那些照片中，我看到了南昌人不常表露的生活情趣，有些的确非常意外，因为它们是如此地富有创意并充满着浪漫。
南昌就是一座这样的城市，她的外表并不动人，她甚至比较世俗，世俗地就像一个坐在街边搓麻将的妇女。不时地这位妇女还会因为什么纠纷发生口角，因而大声咆哮引来路人的围观。可是你可曾想过，也许就是这样一位市井女子，有时也会有让你颇受感动，也会舞文弄墨，也会让你觉得她的生活亦充满着浪漫与情趣。这是何等的矛盾啊！但这却是南昌告诉我的。好比看看那些从南昌走出去的历史名人吧，如果冷不丁地问问南昌街边的路人，他们也许都会摇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也曾经是南昌人。例如，人们都知道南昌是一个内陆城市，想必那里的人也走不太远，更何况是到海上去。可是南昌就偏偏养育了一个汪大渊。这位同乡是元朝人，十四世纪驾着船从泉州出发一路跑到了北非，横跨地中海，到过埃及，摩洛哥，更不用说南洋，印度洋了。他将中国人的远洋船队推至葡萄牙远洋者们的家门口，而且还写了一本《岛夷志略》记录下他的所有见闻，这本书成了几十年后郑和船队的重要资料。还有一个例子：大多数人都觉得南昌人喜欢说脏话，骂街。不假！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了。可是人们可曾想象，在一群满口粗话，满身粗俗的人群中，却偏偏养育了一位国际大法官，他为中国争取了应有的地位，并且据理力争地让那些二战日本甲级战犯们走上了绞刑架。他就是唯一代表中国出席远东国际大法庭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他也是一位集聚儒雅风范与机智果敢的南昌人。像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不少，他们也是属于南昌的，可是却不曾被人们所了解。可以说这是我们对南昌生疏的最好体现。
渐渐地，我从这些闪现的图像中看到了南昌与众不同的另一面，这一面是何等地可爱，何等地让人充满自信。生熟之间，我更好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我的城市，我的家乡。希望她还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
平原
己丑年春节回乡后，作本文于伦敦 里尾新居。
附：欣宇摄影
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
电影《贫民富翁》观后感
应葡裔同事卡塔琳娜的邀请，我和她一起去了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观看了一部以印度孟买贫民窟为背景的电影《贫民富翁》。之所以我们选择去看这样一部电影，原因很简单，卡塔琳娜是一位葡萄牙女建筑师，她曾在硕士论文期间专门对巴西的法维拉贫民窟做过研究，而我则对中国的城中村低收入住区也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们有很多共同关注的专业话题。于是选择看一部这样体裁的电影也就不足为奇了。坦白地说，我对印度贫民窟的认识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对以印度为文化背景的电影也十分陌生，尽管我有一位很好的印度朋友，但我对印度当代城市社会的认识可以说仍然是十分肤浅的。而电影《贫民富翁》则给了我了解和认识印度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部英国电影导演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 的作品尽管给这部印度电影注入了一些西方式的表现手法和构思方法，但仍然不失为印度味十足的影片。更有趣味的是这部影片的的确确从多个角度和方面向我们展现了印度大城市中贫民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说作者通过了一部这样带有荒诞幽默又不乏让人感动的电影对当前印度贫民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了一个综合的扫描。通过这部电影所反映出来的许多片断也正好应验并且强化了我头脑中从很多渠道得来的关于印度的认识。这部电影最值得称道的是其运用了两种近乎极端似的对比，一边是贫民窟长大的小民，一边是成为百万富翁的诱惑与挑战，两个看似不着边际的阶级，竟然就这样被“书写”到了一起。
影片的叙事线索是双重的，第一条叙事线索是即时的，也就是说正在发生的事件，第二条潜在的叙事是根据影片里那个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的电视节目中对本片主角贾麦尔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回忆性叙事，根据他的记忆的片断，影片可以自由展开与组织其对主人公的身世和经历的叙说，而不必在意因为时间而对叙事产生的限制。此后随着第二条线索逐渐逼近“现在时”，影片最后将这两条线索合并，作为结尾部分的叙事方式，这样就可以使观众进入一种对结局的猜测之中，使得影片的结尾部分增加了许多未知的不确定性。当然从电影的叙事结构上看这并不是什么非常深奥或者独特的方式，但这样的叙事形式却非常有助于电影有重点地把想要叙说出的部分展示出来，并且从叙事性上避开了单一时间线索所产生的限制，而可以很快地把几十年中主人公成长的环境与遭遇在有限的影片时间中给讲述出来。
回到影片所展示的内容上来，这部电影固然埋藏了一个爱情的主题，可是我想影片所要表现的决不仅是停留在表面上的那种主人公对“爱情”的执著，爱情在这里只不过是推动整部影片进展的一个引擎罢了，通过这个引擎所展开的种种叙事其实都是导演所需要揭示的更为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和其所引发的社会思考。电影需要我们观众通过主人公那种颇具传奇似的经历与色彩告诉我们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生活，并且透露那出些许悲伤的社会现实。这部作品看似是一个喜剧的结尾，但其实反映的正是贫民草根阶层们那种悲凉凄惨的生活。正如影片自己也毫不掩饰地在开场就设问的一道选择题那样，对于主人公的最后那百万富翁的结局，到底是主人公的幸运还是他的天才，抑或是其他，影片在其结尾给出了真正的答案：这其实都是杜撰出来的。这就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信息，其实真正像贾麦尔那样的喜剧收场在真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现实的社会仍然是相当残酷的并且现实的。
贫民社会又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电影中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告诉了我们，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当警察问主人公为什么连一个印度人都应该知道的基本知识都回答不上时，贾麦尔用了一个很具技巧的回答，大概是他反问那位警察先生一种大众食物最便宜多少钱能在市场上买到，而那位警察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一个数字，结果贾麦尔很坚决地否定了他的回答。看来贫民与我们的确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各有各的游戏规则和生活常识，只不过他们那个所谓的不同世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共享在一个物质空间下罢了。贫民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完全与我们不同，也许知识的内容本身并没有区别，但他们与我们不过是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中得到知识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贾麦尔竟然能在一个问答节目中冲破了自己所在的阶级，一路过关斩将而达到了顶峰。
看到这里，让我联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那个著名的空间理论：条纹空间与平滑空间。条纹空间是国家机器的展现，一切控制在等级，秩序，和制度之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能够面对和体会的，可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个空间状态下。可是与之相反的平滑空间则是充满逃逸，充满游牧的一个社会，人们必须学会在这样的状态下生存或者说幸存。贫民阶级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能够幸存，他们不会去定义和规范社会的等级，他们是均质的，他们没有权力但也能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权力，他们像围棋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每一个个体都是几乎相同的，彼此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逃逸的方式不同，在各自的逃逸中有的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的则很不幸运地被“吃掉”了。更复杂的是这个贫民构成的“围棋社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他们重叠的还有一个存在等级，存在制度和并且制定规则的社会，姑且把它称作“象棋社会”。影片中的大小级别的警察，电视节目主持人，黑社会的老大等等他们都是象棋棋盘上大小衔级不同的角色和棋子，他们来定义我们的社会。然而这部电影的独到之处是，作者用“杜撰”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一个本来属于围棋棋盘上的“小棋子”如何驰骋在由大小角色所制定规则下的象棋棋盘上的，并且冲破了那些所谓的社会等级和既有制度，终于成为了一个“终极逃逸”的“游牧民”，他---主人翁贾麦尔，甚至成为贫民窟中万人空巷所关注的焦点，因为他是他们之中的英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围棋棋子”冲杀在“象棋棋盘”上并且作着最后“将军”的攻势。这本身也颠覆了我们的社会现实，电影导演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神话来引起我们对贫民阶层的关注。我想他是成功的。
就在我整理这篇观后感稿子的时候，听说《贫民富翁》一路横扫奥斯卡奖项，成为了现实社会版的“贾麦尔”，我忽然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一下子对以前并不怎么关注的贫民社会有了如此的兴趣，我也不确定我们在制定规则时是否会考虑到那些仍然逃逸在贫民窟里的狗儿们。姑且希望如此吧。
平原
二零零九年元月十六日观影片于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
己丑年初整理完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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