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说漫长也短暂，如何计划好自己的人生，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有意义，实则上还需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立下志愿，年轻时的志愿也可以说是理想，既然是理想就不免有些夸张和浪漫，但夸张也好浪漫也罢，有了理想才使人生更加有目标更加有意义。这样一个人的一生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才会变得有血有肉，因为精神的追求会使得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多彩，也更加充满戏剧性。
俗话说三十而立，而立之年立什么？以现代的生活标准看来三十岁不过是事业的起点，可以说在物质上其实并没有立出什么，那我们一般人在三十岁时能够确立什么呢？我想在这个年纪至少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理想，确定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核心事业。这才是一个而立之年的人所应该确立的。这样算下来我自己离这个而立之年已经不远了，刚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离三十岁的那天也只剩三年了，因此再也经不起什么岁月的蹉跎。我记得我是二十二岁那年踏出家门的，那时虽然书生意气但也毕竟是心怀梦想的，只不过那时的我根本不清楚接下来的路到底在哪里。也无法算计我之后的数年将如何度过。这当然并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打算，而是那时的条件确实无法让我算计，手揣一张过期的大学入取通知书，嘴上却也说不出几句像样的德语，甚至是英语也不过是大学四级刚及格的档次，然而我就这样上路了。其实我自己考察自己的历史，像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似乎天生就比别人落后几个档次，可以说一条路走到今天实在不容易，我并没有夸张，而确实是这样的。从初中承蒙恩师曾维萱老师启蒙以来，那时恩师他老人家在做人在处事方面给我作出了垂范，让我如今有着一颗百折不挠永不服输的心，然而除此之外我的知识基础却并未从本质上得到夯实，当然不怪那时老师们的教导无方，而实在是自己还没有摆脱蒙昧与荒唐。就这样还算被我连蒙带哄地进了重点高中南昌二中，这所百年学府培养了不少江西籍近代名人，但要想从里面考出个成绩，实话说，以我那时的基础自比登天还难。二中的生活自然不轻松，当然不是天天忙来忙去的到处开小灶找老师补课，更让我受刺激的是那里的环境。在二中的我俨然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生态系统中，每次考试的排名落后还不算，这种落后的处境竟然就这样换来了自己在班上的社会地位，一位原来和我差不多后来不知从哪里长出翅膀，飞出我好几十名次的老兄竟然可以轻蔑地对我说出“就凭你？”的训导。还有一位可爱的姑娘在我的手臂不小心越过当时课桌的界限后，竟然换来一句颇具讽刺的抗议“你还真以为你能考上大学？”。像这样的情形其实还有不少，只得让我大声疾呼：弱国全无外交！当然在二中的岁月，即便是这样的处境落后，经过我高二后的发奋以及承蒙一位高水平同学的不弃，我的名次总算有了些好转。这种好转至少换来了那时轻蔑与讽刺我的两位同窗的重视，但要想考上大学，那还真是要捏出一把汗的。事实上我考上大学还真是有些偶然，或者说得神相助，因为就在我临阵磨枪之际，当时七月七，八，九号的前一周，教育部不知怎么地发出一个扩招通知，这个扩招通知一下子就把原先十几选一的比例提升到了三四选一的地步，就好像把一个漏勺放大了尺寸一样，像我这样一颗打磨得不算太好的材料也就这样被甩进了高等学府。当然这样的代价是，因为你是扩招名额，因此你必须多花银子，而且大学还真没得挑，能进入本省最好的大学已经算是烧高香了。多花的银子还颇具讽刺地换来了一封大红感谢信，上面明文感谢我对校园建设的慷慨解囊。更让人尴尬的是我所进的昌大建筑系里面从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到普通教师都是我父亲的同行，在一个不大的省会里面要是开会都经常碰到，本来我父亲在江西省建筑圈里还是比较体面的，可是刚入学的我除了得了那张大红感谢信外，那就是美术基础的薄弱以及手头功夫的欠缺了。为此那些学校的领导们不免把这样的风吹进我父亲的耳朵，言下之意仿佛是在说我估计不是块学建筑，子承父业的料。说实话我不是没有这样的舆论压力，因为一方面我的父亲是搞这一行的，因此我理所当然地在很多学科当中要走在别人的前头。但另一方面，可千万不要小瞧昌大的师兄弟们，他们按照高考成绩排名下来谁都不比我的分数少，谁叫我是那个从增大的漏斗里给筛选出来的呢。
昌大的岁月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那还是第一次我能够仔细思考自己落后的原因，并且认真地思考着怎样才能改变这样落后的局面。也许是高考制度本身的原因，使得大多数同属一级的人才们集聚在一起，例如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在清华，北大，而最普通最平凡的青年学子们则在那些比比皆是的普通大学里。在这样一个已经等级划分下的社会里，一方面我能够得以避免那种弱肉强食似的变态环境，因为能争得更好食物的人都已经分配出去了，剩下的都是同属一个级别的对手，因此像我这样的人就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去做些自己的事情。当然另一方面这种划分也人为地使我们日后在社会竞争中只能处在适合自己的那个平台上，如果要想上升几个台阶那简直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清华北大的高才生们早已在入学之日起就高高地踩在我们的头上。可是进入昌大之后，越发就有一种使命感从心头涌出，我在当时江西最好的大学求学，自然代表了江西本土最好的一群，可是江西落后成这个样子，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耻辱，更是所有江西同乡们的耻辱。我的胸前怎么说也别着南昌大学的校徽，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金子招牌，但却也是代表着江西最高等学府的尊严，更何况出了这个校门，几千里江山的广袤赣山赣水的土地上就再也找不到与我们为伍的一群了。可是眼巴巴地看着几千万乡亲父老期待的眼神，自己连同我所在的学校都被这激烈的竞争给无情地甩在了别人的后面。人家省市随便拿出个学校都能在大学排行榜上前我们好几十名。更可恨的是当我接触了专业资料后，才发现被同行们炒得热烘烘的几本专业杂志里几乎都被那么几所国内王牌大学的学者们彻底垄断。那个时候想在一本出版物里找到自己的大学的名头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越是在这样的落后局面我就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勇气，就越发要让人知道，江西学子没有死绝，他们和你们一样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一种冲动就成为了我前进的动力，果然在别人还在刚刚为自己写好一篇几千字的稿子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的几篇考察报告就已经在国内二三流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让我激动的倒不是什么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成了铅字，更让我觉得几个值钱的铅字是后面的落款：南昌大学建筑系。一种说不出的荣誉感就这样冒上了心头，这当然远比当年得到那张大红感谢信来得真切来得自豪。话要说回来赢得这样的成果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什么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我还算灵机一动走了别人不曾注意的偏门，凭着自己高考中唯一满意的语文能力就这样被我闯出了一条小路，后来在这条路上还真有幸寻得不少同路人，一下子我们这伙人就在系里面有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我又是个很不会来事的小鬼，本来可以凭借着这样的条件找到系里面的几个领导，撒娇卖弄一番我的社会地位就肯定会超人于前，可是我那种清流的心态使得我换来了另外一幅形象，因此一个本事还没学到家却学会了恃才傲物的家伙就成了系领导心中的印象。坦白地说我自持清流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同窗们还在攀比谁的分数最高的时候，我早已把目光投注了省外的名校，猛然间觉得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加上父亲的引荐，利用一个清华的同乡回家度假期间的专业交流，让我总算是领略了什么是清华的功底，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和名校的差距是这么显著。当然差距表现在技法上是我们明显缺少扎实的基本功底，以及缺乏严谨的态度，其实这些都好办，可以通过训练来达到，而另一个差距则表现在观念上，我们陈旧的教学观念和思维模式，早已经大大落后别人许多，这样由观念导致的落后则是更可怕的，而我和几位同窗正是意识到了这点后才表现出对系里面保守势力的不满。于是我们私下里自己探索出路，虽然走了很多弯路，闹了不少笑话，但还是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的可能去改变自己。诚然我们自治式的努力和外校成系统成建制的改革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我们与生俱来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改革锐意进取的精神虽然带有一点知耻而后勇的色彩，但主动寻找出路的意识却一直伴随着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利用已经形成的一股力量团结了不少好学的同窗们，这样我们居然形成了一个跨年级跨年龄的自治团体，利用我们早前写文章打下的基础和社会影响，我们组织过外出考察，一起参与过学术讨论，一起参与过设计竞赛，也一起忙着炒更实践，而那个时候居然还模仿古代贤人聚会的模式，在南昌城内人文气息，自然风景不错的杏花楼旁搞起了固定的学术沙龙，一时间真是煞有其是地形成了自己的团体，我则是这个团体的积极促成者，我们那般恰同学少年的风采实在令人怀念，我们一起高谈主义，阔论理想，人人都觉得有必要抵抗住日后走向社会后的那种拜金与浮躁，都希望自己能够操守理想，实践自己的准则。虽然这个团体的大多成员都在我出国后渐渐失去了联系，而不少人也变得成熟事故起来，但我总是认为年轻的那种轻狂还是来的必要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自己有明确的理想，那么还需要让这个理想与别人一起分享，然后共同分享的这份理想可以成为一股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的势力，只有形成学术集群的势力才有机会让大家都去实现那个最初的梦想。同时另一个策略上的成功是我们能够明晰自己的不足，在避开短处的前提下寻找能够实现跨越的出路，于是写文章变成了我们索定的目标，果然我们从这个本科生非常偏门的方向上闯出了一条出路，并且由此扩大了我们的社会影响，而这条意想不到的战线成为我们主动出击的最好体现。于是我们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进来，而慢慢壮大成一股力量。当然问题也接踵而至，这种社会力量一方面为我们自己共同探讨学术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另一方面却也让我不得不承受起系里面保守势力的嫉妒和其他同学们的疑视。特别是我这颗铜豌豆搞得很多领导都非常头疼，因为一方面他们怕咬到我后磕坏自己的牙齿，另一方面又绝对不能容忍这样一块顽石的放肆，加上我当年年少轻狂的坏毛病就使得我也付出了比较沉重的代价，因为在接近毕业的时候我和系里面的主要领导以及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不是我那同行的老爸，恐怕我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当然话虽这么说，我却并不会鄙视自己成为了一个昌大人，相反就算在今日我也为我当年在昌大奋斗的成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我从来也不会因为日后我可能拥有了什么头衔而主动遗忘自己曾经是南昌大学毕业生的历史。
接下来的转变恐怕要算出国了，我想出国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跃迁，因为只有离开那个熟悉的国度，才能真正清醒自己所处在的位置。而恰恰是出国才使得我能够站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上看待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离不开那个落后与超越的话题，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战场摆在了我的面前。出国后的很多细节我不打算利用此文娓娓道来，但有几点是明确的，以前我只以自己是一个江西人在战斗，在寻找着赶超的出路，而如今我更加意识到我的努力已经不是单单是代表着江西一省之人而更多地是陷入了对全中国的思考之中，猛然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处在了大时代的背景下，这个时代则是中国进入大发展大转变的时代，然而这里面又有太多的挑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面对，而且推动中国这台大机器的运转需要很多很多方面的努力，我个人的绵薄之力虽然非常有限，但我也相信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就是一个独立的战斗单元，这个独立的战斗单元就有自己要守好的阵地，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但使龙城飞将在，那么怎叫胡马度阴山呢？这就是我的信条，有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看似是庞大的一群，但往往微观的一个人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国家的方向和命运。所以我不会小觑自己的努力的。在国外的日子里几乎天天面对西方这个强势群体的方方面面，由此也使我陷入了一种比较痛苦的学习阶段，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非常疲惫，因为看遍了我们和西方人生活的差距使得我不得不每天在睡梦中还在思索着我们什么时候会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条件，就算是日常上下学使用的交通工具在我这也会把它们置于与我们国内交通基础设施的比较之中。这样算下来也许国外的生活越便利，我脑袋中要考虑的问题似乎就越多。也许我不该把这些问题放进我的生活，可是那种强烈的赶超意识却时时刻刻地在我身上发作。出国前我曾经卖弄过一些诗句，其中有一句是写给当年在昌大并肩作战的战友的，那句写道：吾辈有胆复荒拓，君愿守土我开疆。我从离家的那天起就把自己出国求学比喻作一场远征，在这个征途上注定了我必须孤军奋战，而且这一去就是抵达搏击的最前沿，西方国家的文化发源地---欧洲， 可以想象一个自始至终都把自己看作来自东方的年轻人，来到这强势的西方前沿，会是怎样的感触。在昌大锻炼出的那种知耻而后勇的精神在这里可谓是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与西方人的交往当中我逐渐摸索到了一条规律，在他们的社会里从来就有一种崇尚强者的风尚，因为只有你变成和他们为伍的强者时，你才能享受到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否则永远要承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在他们的大学里也是这样，像我这样的东方人，一开始根本不要想象会有什么平等的待遇，表面交往上也许还看不出，但一但牵扯到利益划分的问题上时，他们自我为群的做法就很显著起来，例如在分组合作时，西方人更希望找到西方的同伴来完成一个课题，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这一点我的确是深有体会的，我后来就读的苏黎世联邦高工，在第一学期的求学期间就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麻烦，例如我与我的香港合作伙伴在设计上始终没有找到感觉，因此整个学期下来都似乎有些不适应，这本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但一次外出的workshop，使得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被排挤的感觉，那时因为语言不通，老师就建议我们和几个懂法语的同学重新编组，这样我和香港同学就被拆散分配到其他组，我被安排到了瑞士同学的一组中。一开始还没有什么不对劲，我们一起外出采访，外出纪录，我作为唯一的男生还卖了不少体力扛着三角架到处尾随队友。可是就在要将考察内容整合成图示报告时，我的瑞士队友竟然暗示我离开他们的小组，自己独立去完成这个作业。这的确是我并没有想到的，我本以为我们可以一起完成这个作业，但不曾想却被她们排挤出来。后来我也分析为什么她们会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来排挤我，我想可能是一方面她们不希望我作为第三者突然插入到她们业已成熟的合作之中，如果是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因为第三者的介入的确会有些干扰，然而我们是在一起学习，并不是完成什么十分重要的正式报告，此外本身这个workshop也是我们各组研究课题之外的一次练习，因此无论是谁都没有必要太介意其他人的参与，按照我的想法，有我的参与也许能够开阔她们原先固定的思维。然而结果当然让我意外。于是我思考的另一个理由是，由于我和香港人在此前的几次设计汇报中的表现一直不是很好，我们自身迷茫与迷失的弱点完全暴露于外，因此作为一支非常弱小的团队怎么能够让其他队友相信你的实力？这种排挤本身也是出于对我实力的不确定，因此这两位瑞士姑娘倒来得很直接，主动在交作业的头天晚上把我剔出小组。当然这股怒火使我无法平息，第二天的汇报也来的非常有戏剧性，我自然没办法正常完成作业，于是我找到一个海报用硫酸纸描了几个插图，然后颇具讽刺地根据这几天收集下的体会来完成了这样一个图示作业，这当然有些草率，但毕竟我自己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去妥善地完成这个作业了。更可笑的是在汇报当中，那个客座教师竟然忽略了我的存在，并没有把我也算作一个汇报者，而我虽然拿不出什么体面的作业但毕竟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展示的。这位客座教师后来对于他的遗忘表示道歉，但可惜的是他竟然又把我的名字给报错了。我倒没在意这些，非常有克制地把我心中的不满连同这个临时弄出来作业一起在汇报中给表现了出来，虽然没有什么十分精彩的地方，但毕竟我也算是硬着头皮去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后来那两位排挤了我的瑞士姑娘们在汇报时也闹出了问题，首先它们的那台自认为可靠性能一定强于我这个合作伙伴的苹果电脑不知怎么地非常不配合起来，以致于她们的汇报无法正常使用播放软件，因此这打折扣的效果加上本来她们完成得不是太好的作业就使得一位德国的班主任坐不下去了，在评图中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她们排挤我的做法，并且说她们应该要让我一起参与合作而不是固守原来那些旧有的观念。这当然算是句公道话，让我也变得好受许多。但这一课却让我永生难忘。因为在这之中似乎我又找到了点当年弱国无外交的同感，但我也从此暗下决心要奋起直追。我并没有完全忽略我的对手而闭门造车，相反我从这两位排挤过我的瑞士姑娘身上发现了她们的一些品质，例如虽然她们非常保守，但她们在对待设计课题上的所作所为一直都是非常有建设性的，也就是说她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固定平台作为她们研究的起点，并且每次更新都不会偏离她们原先打下的基础，于是每次汇报都是将新的内容添加到原有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可以想象她们是如何从每一轮的评审中去改进自己的设计。反观我和香港人之前的合作，虽然我自己都明白已经犯下了兵家大忌，但由于我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和明确的主题，于是我们徘徊了好几个回合都无法找到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而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我们错失了宝贵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固定下自己的防御体系，那么每次评图我们自然就要遭受到更为猛烈的攻击。当然这一点我从第二学期开始就逐步发生转变，首先是从和香港人的分道扬镳开始，然后是自己树立起更加务实的主题思想，同时我模仿着瑞士队友那样，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研究平台。果然效果非常显著，在第二学期之前的几个回合后我就几乎每次都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了，另外加上我独立成为一组，灵活性大大加强。于是这种突飞猛进似的成果很快就赢得了当时排挤过我的一位瑞士姑娘的赞赏，她自己也坦言我的进步是惊人的，而我也承认我的进步得益于借鉴她们的方法和策略。终于我们的谈话进入了平等与互敬的层次。可是回过头来想想这种平等与坦诚难道不是用实力来换取的吗？再看看我的香港队友，他非常遗憾地没能够从原有的迷茫中走出来，于是第二学期他遭受了几乎强于此前许多的排挤与耻辱，在他意志最消沉的时刻，就连学校也都几乎要放弃他了。很自然他后来在我们的同学之中成为了一个不能对等的伙伴。作为同胞的我多多少少有些内疚。好在我们同校的另一位同胞的帮助，至少使得这位香港同窗在这痛苦的时期能够感受到一点点人文的关怀。从这一正一反的两面看来，在我意识中实力论成为了我的信条。所谓实力论说白了就是用自己的实力去赢得对手，赢得朋友，赢得师长的尊敬，西方社会之所以成为强势社会，很大原因就来自于他们对待强者的尊敬与向往。因此对于我来说只有尽可能地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这样我才能在他们的社会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要让我变得所谓强大，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我的基础先天不足，其次我的知识面不够广泛，可以说几乎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再次加上语言的不通使得要想取得任何进步都有一定的困难。然而这样的条件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吗？当然不是，以我这几年的经验看来虽然在有些方面我有无法回避的软肋，但采用迂回和跨越的方式也许能够避开一些短时间很难解开的问题，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寻找突破口。当然我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我能够比较幸运地进入一所非常好的大学作为我本科毕业后继续教育的地方，而这所大学的平台可以说在世界水准上都是非常高的，因此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上去学习。不过苏黎世高工的基础是十分扎实的，而我这个薄弱基础的学生本来是很难与之匹配的，幸而我是从这所学校的景观建筑学入手而非其传统的强项建筑学开始，这样我能够有一个相对容易的缓冲期去适应，等到第二年当我决定再留校求学一年后，第一年的缓冲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由于是在高工求学，这里的知识体系都是全世界学术界最为先进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知识普遍高于目前社会的整体认识，因此反映到教学上就带有很多现实批判性的观点，例如从城市设计来看，在高工的知识体系中就有很多对现实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的批判和补充。这本来就要求求学者对现实体系本身要有一定的认识，然而由于我本身基础的不足，现实到底是怎样，我也说不上来。那么谈何批判？不过如果实在不知道现实体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也不要紧，反正我在高工的学习中尽力去领会他们所认为的精神实质，至于现实如何可以等到以后参加工作再去慢慢了解。而这就是我必须要有的态度，因为我本身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和工作经验，而我的知识体系也主要来自昌大的学习。这显然和我那些同窗们相比逊色了许多，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有过很多年的工作经验或者是大学硕士水平的知识基础。因此我同他们比较就必须面对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即在原有基础知识尚不完善尚不扎实的情况下去学习并掌握更加先进的学术观点与方法。而跨越式的发展的确有时非常有效，只要能够把我所有的精力与功夫投入进去，我就有能力在有指导有系统的教学框架下掌握这些方法和知识，反过来当我拥有了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就能够脱离原有的平台和层次与更高水准的人展开对话。这样便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了跃迁。当然基础的回补也非常必要，这就要求我必须在完成学习后重新回到过去更为基础的知识上去努力补习跟进。然而当我顺利地实现了跃迁后，在那样一个背景和平台下去回补过去的知识也不是太难。知识的回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这项工作就要根据自身知识体系去完成相应的回补。虽然说我本身的知识结构上掌握了许多比较先进的内容，但回补的知识也必须积极地配合我去完成原有的知识体系的重新建构。但不管怎样跨越式发展就是一种带有积极主动性的发展模式，它能够帮助我利用短时间去实现自身层次的跨越。因此在日后的发展当中积极捕捉最新的知识动态与最先进的思维方式始终是我必须努力面对的。在知识面前，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谈到这里我想我回顾了许多以前的经历也谈了许多在过去生活当中所积累下的经验，而接下来我希望把话题重新回到奋斗目标与事业核心的问题上来。
在西方求学与生活让我多了许多思考与观察，在这些思考与观察中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迎头赶上他们的方法，我自身的经验与体会也许是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找到能让更广泛中国人适用的方法。因此我不得不把视角也放在观察中国人本身不足的方向上来。
作为一种追求，我固然希望能够有自己幸福理想的生活，也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这些是属于我个人的，当然这些也都是我要为之努力的。除此之外，如果说修身与齐家我都做到了，那么更高的追求自然属于治国平天下了。在很多人的理想中前两者修身与齐家也许考虑的过多，而到了成熟事故之后那些治国平天下的想法早已消磨殆尽，因此换来的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理想定位得太低。甚至不屑于去考虑那些太大太大的话题。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到了西方之后。因为我忽然发现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什么事情都变成了可能，而中国的变革，其方向必然要迈向一个能够抗礼西方的世界一极。因此作为处在这个变革年代的我们拥有了无比丰富的机会，而我们为之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是为她完成抗礼西方的事业而尽出一份己力。就我个人来说，我所专注的建筑事业正是未来中国软硬实力展现的重要领域，而在这专业领域内中国与西方相比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因此如果说要我为之付出努力的话，那么注定将是伴随终生的。就我们目前所处在环境当中，国人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使自己的祖国有了突飞猛进的成果，然而下一个回合的中西较量则更加激烈更加残酷，这个较量自然落在了我们这一批被喻为八零后独生子女一代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将是未来二十至三十年较量回合中的主力。然而上一代人为我们创造了不少优越的条件，很多人就开始放松起来，甚至沉迷起来，很多人也变的事不关己起来。他们认为今天这样的成果是理所当然得来的而丝毫没有想过如何继续维持下去。不少人还有留有那中国人从古至今的一种恶习，那就是满足于安逸而不求进取。因此一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追求和理想。相反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却一刻也没有减少，吃喝玩乐样样都不会少。缺乏理想而导致的精神空虚是目前很多人的状态，他们可以谈论最近要搞定的几个女友，可以交流切磋他们的泡妞技法，可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如何让自己的精神变得丰富起来。也有人平时也很努力地工作，但努力工作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让自己能够得到晋升并赚得大钱。因此他们过多地专注于个人事业的升迁而少于理想的追求。加上中国人那种满足于小圈子的心态，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到了国外，即便是能讲出一口不坏的外语也难以在生活上融入更加多元的外国群体。因此我们说到底还是封闭的一群，我们的知识面始终没有走出中国人的视野。相比之下，西方人的生活要丰富许多，除了他们本身强势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外，他们很多年轻人大都有一种敢于尝试的精神，因此他们能够走出自己的社群去和其他国度的人交往，这样无形中他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默契与熟悉。同时自己的那点知识面也得到了扩充。可能他们年轻的一代少有像我们这样为国家为理想去思考的状态，但必须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本身已经是一个强势的系统，因此无需他们过多的体现在个人理想上，相反只要遵循他们既有的系统，就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的力量奉献进了他们的体系中。
我并没有夸张，我接触的西方年轻人大多都有一种积极外向的性格，他们对西方之外的世界也充满好奇，同时从很多次交流的话语当中也发现他们都是有独立思考的一群，而绝非人云亦云的样子。而且每次即便是闲聊时的话题也总是能发现更多的社会关注而少于那种仅谈泡妞的下流话题。我不是说西方年轻人没有缺点，他们的缺点也不少，但对于我来说了解别人的优势总归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的。
中国这两年都在谈论一个词，软实力。而我自己认为我们不足的恰恰就是这个软实力，我们的文化过于老旧，很难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气息，多半在外国人面前卖弄的还只是那些功夫之类的把戏，丝毫没有新意可言，而再回过头看看国内，目前虽然我们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但精神生活却变得单调起来。盲目地追崇西方人的休闲方式却没有人家西方社会科学的丰富多彩。于是我们的年轻人就像吸食他们输出的文化鸦片一样被打磨得没有斗志没有追求。我们传统上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民族，因此处处都是消极被动地面对到来的新事物，主动去探索主动去输出的意识非常薄弱，因此少有年轻人能够冲进西方人的圈子并且把他们也调动起来。如果这样下去我们新的一代又如何面对将来这群强大的对手呢？我的策略是，我们首先必须改变自己这种被动的思维，让我们的落后化作我们主动赶超的意识。其次明确西方的年轻人将会成为我们未来较量的主要对手这一事实，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竞争对象，因为确立对手本身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时时刻刻地保持高昂的斗志。再次未来的生活中合作与竞争永远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对手也化作我们的合作伙伴呢？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去做。因为只有走出自己的那点小圈子才能有更好的视野，才能将对手那些优良的品质化作为我们的财富，并使之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其实在这场所谓的较量之中，谁都不是输家，因为我们中国人通过这种竞争去发展我们自己，而西方人通过这样的竞争也能够保持他们自己发展的动力。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共同的环境下去取得自己的利益。而中国必须相信实力论的论断，我们未来要想真正赢得西方的接纳那就必须在与他们的公开竞争中赢得对手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回我们自己应有的地位。
再回到我个人的历程上来，可以说我出国几年来的轨迹一直是奉行着上述原则前行的，中国的发展是我的大理想，大目标，尽管它的确很大，却给我注入了无比的动力；而落实到我这个人上来，作为我事业的追求，我则希望能够按照这个原则去整合属于我们自己的团队和社群，并且以此为依靠去为未来中国软硬实力的进步发挥出一定的影响。我并不是一个认为中国要征服全世界的人，相反我坚信未来的世界应该还原到历史上那样东西各方之间的分庭抗礼，互相学习的状态上。因此我还是很积极地促成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学术集群。为此我与我的意大利合作伙伴一直在促成这样一个群体，为此我们一起开拓非洲可能潜在的市场，为此我们一起号召更多国籍的伙伴加入其中。因为我们共同的理想是在一个更为广阔多元的背景下去实现我们的专业抱负，与此同时这种各文化的彼此交流共同创造出一个也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产品。这当然是让中国文化以另一种更为积极的参与方式注入到国际的合作之中。这实在是我的奋斗理想。现实中的我，在这个年纪仍然处于一个蛰伏期，在这个期间只能做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因为由于以前基础的薄弱以致于我必须重新学习很多基础的知识，而且工作后很多业务技能又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训练来逐渐掌握，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必须让自己蛰伏起来，充分利用好目前稳定的环境为将来的独立自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相信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需要一种精神，精神是信仰的支撑，信仰可以让人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惊蛰的一天才会如期而来。
平原，
本文最初思路源于零九年七月六日生日之际，
最终完稿于零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己丑年，里尾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