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的六月至十一月期间，我曾尝试蓄胡半年，尽管后来招致包括父母在内的许多国内朋友的批评，但至今回忆起来，我还是对我那时的举动表示赞叹和敬佩的。我蓄胡不仅仅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外貌，或者说我蓄胡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当时国内审美的大众情趣。因此更确切地说，蓄胡的举动其实是带有一定精神抗争的意味。因为本人是一个极其维护东方传统尊严的人，也曾经下过决心不着西装，至少是在大多数的场合下决不以西装作为主要服饰。然而生活在西方社会，深刻地发现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渗透是全方位的，这几乎让我到了窒息的地步。而且从东方人本身的体格上来看，瘦小文弱的形象已经深入每位西方人的内心。这不是我所能容忍的。特别是在西方社会，残酷激烈的竞争精神几乎遍布每个角落，总体说来西方人的当代美学是崇尚竞争与力量的。因此作为一名立志在身体与精神上都能做到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人，我必须做出改变。虽然锻炼身体的计划并没有因为读书而完全放弃，但至少我在那时也希望能够从外在形象上做出一定改观。于是选择蓄胡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其实，这种出于东方人自尊而产生的反抗意识，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被当时的学术精英们所关注了。梁启超就曾经发现孱弱挨打的中国，其实就是民风之中缺少阳刚之气所致，他言道：中国向无军歌，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抑国运升沉所关也。于是他所填写的学堂乐歌《从军乐》就是一首典型激励中国青年男子尚武健体的歌谣。还有一首写给女子体操的歌谣中也透露出当时国人对自身身体素质和精神气质的一种追求：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吾们不要，弗怕白人那样高，弗忧黄人这样小，操操二十世纪中，吾辈也是英豪。从中足以看出在经历了比较之后产生的自卑意识，也同时是燃发我们改善自身气质的动力。
当代的中国社会，青年人受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文化影响，逐渐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男子阳刚与粗旷的气质正逐渐丧失，青年男子均呈现出文弱书生，奶油小生们的气质与举止，他们一个个都是活脱脱的泡妞高手却在西方男人面前显得如此娇小与稚嫩。试想这样一代的青年人如何在未来残酷的世界竞争中与强悍的西方人抗衡？男人亦如此，奈何女人们纷纷投向西洋男人的怀抱。梁启超曾经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中曾经谈到“少年强，则中国强”，而我则要改成：男人强，则中国强。阴盛阳衰的现状是不能接受的。
有趣的是，在我蓄胡期间，给我最大鼓励的并不是本民族的同胞，相反外国同学们是给我继续蓄胡的最大激励者，例如曾经有一个希腊女同学就告诉我，我的胡子很有中国古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反映了她印象中的古代中国人。另外意大利，印度朋友也纷纷赞赏我的蓄胡举动，甚至在印度人的观念中，男人留胡子本来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只可惜这些论点带到了中国就面临了极大的社会压力，母亲为此还与我大吵一架，说没我这么老的儿子。尽管我解释了许多的原因，并且答应了要对凌乱的胡须做出必要的修整但无论从父母长辈或与同龄者中都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看来我的这个文化举动成了最大的当代另类。后来因为我必须要重新办理我十年期的新护照，在护照上需要留有一张正常的照片，而不得不在我赴英国工作之前，彻底结束了我那积蓄半年的胡须。为此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的。后来在一次与伦敦AA建筑学院学生们的晚餐中，我注意到一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并游历了世界各地的教师，他长着浓密而得体的胡须，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的形象和心志，看着那个家伙饱含体验与阅历丰富的表情，便想到这就是我将来要与之竞争的西方男人。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冲动。
蓄胡也许不是最终的目的，但重新找回东方男人的尊严与自信却是我从那次经历中所能学习到的。那时因为搬家，我忙碌于往返伦敦与苏黎世之间多次，在一次回瑞士的途中，我写下了当时作为蓄胡的宣言：《我为什么留胡子》，姑且就让它作为为本文的结尾：
“胡子是男人的象征，中国古人就留胡子。可是不知怎么到了现代中国，男人们就不怎么有留胡子的习惯了。相反社会上都崇尚着奶油小生似的形象。我以为一个时代的强盛与否，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审美观有着重要的关联，例如但凡中国古代的盛世，以雄浑为美的男性胡须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而近代每每我们落后挨打之时，男人们无不都是粉面小生，一副文弱清秀的书生模样。试想，一个国家男人尚且如此，我们又有何理由去嫉妒，埋怨女人们对西方男人的趋之若鹜呢？ 于是我要改变这样的现实，开始蓄起了胡子，虽然我也意识到自己与西人在体格气力上无法相比，但因为蓄胡，我还是能从自己的面孔中找到一个东方男人的自信，那就让自己也雄浑这么一回吧！
有汉平原，蓄胡一月有余，于伦敦返苏黎世时在巴塞尔的火车上，略带醉意，有感而发。丁亥年夏，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平原于戊子年冬纪念当年蓄胡之举
二零零八年元月十一日夜哈克尼小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