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对外考察

利用这个篇幅谈谈一件非常有必要同时也是十分紧迫的事情，那就是对外考察。
对外考察是一件十分有趣同时也是十分艰辛的工作，但不管怎样它是一件用切身感受收集信息的行为，因此考察本身就是带有体验性的。考察行为是信息收集的工作，这项工作虽然原始但却十分必要，考察能够让我们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同时实地体验的获得可以加强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考察行为的侧重点或者说程度虽然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未来要利用各方面信息和知识来决策的人来说，考察则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历史上很多事物的学习与了解大都是通过原始的考察获得的，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不同地域，彼此有着不同特色的文明之间，考察与记录也是双方沟通的唯一渠道。与此同时，由于考察行为本身也为我们带来了考察技术与方法的进步，可以说考察行为让我们提升了收集信息获取知识的能力，并且扩展和更新了各方面的技术。而这些技术的进步又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加有效的信息储备。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几大不同文明之间，文明进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文明是否拥有并且具备对外考察和纪录的能力。例如汉代的张骞，他的西域之旅虽然历经波折但他沿途所观察记录下的信息为后来汉朝朝廷打通前往西域通商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汉朝政府了解域外信息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显著的表现就在后来汉朝政府对匈作战时拥有的了比匈奴人更加深刻的西域的认识，这使得汉庭能够在对外交往上取得先机。又如唐代僧人玄奘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收录了玄奘19年间在西域，印度游历的见闻，并且这些考察纪录十分详实地将当时印度文明的许多重要文物如雕刻，建筑，以及那时人们的风俗，习惯，佛教传说等记载下来，且不要说丰富了当时唐代人对国外的了解，就算是在当代他的文献也成为我们了解和学习古代印度文明的重要参考。因此可以看出对外考察的工作本身也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有过这样行旅经历的人在历史长河中也许为数不少，然而真正能像玄奘那样把随行考察的事实一一记录下来的可就屈指可数了。且恰恰是这样的纪录有力的证明了那些古代文明的先进性。然而历史上的东方虽然注重对外考察的纪录却在对待考察成果的理解上明显不如西方来得更加积极主动。我们中国在古代对外交往的过程中虽然纪录和考察了大量的域外文明，除了我们对佛教的积极吸取外，就总体而言域外知识还只是一种主流文明的补充而已并没有引发更深入的探讨和社会的激变。相形之下西方人对域外探求往往就从好奇开始，然后通过那些域外见闻的纪录去搜寻与发现新的世界。当然我们可以暂时撇开历史大环境的各自背景去探讨这种东西双方的差异，仅从现象本身来看，西方人的确通过吸取域外考察的纪录而大大丰富扩展了自己的行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那个颇具争议的《马可波罗游记》一时间将整个欧洲社会振奋起来，并且激发了欧洲人后来积极参与地理大发现的热情。不能不说在对外考察上西方人来的要更加主动更加积极。15 世纪以前的世界，东西方之间对于各自拥有的域外认识大体上相当，甚至在实践方面东方文明进行的还更加深入，例如元代汪大渊的航海考察，明代郑和船队的官方考察等都较之西方率先达到更远更深的地域，加上早前就已经被东西各方人士打通的路上丝绸之路，也使得当时的中国对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部，北部非洲甚至今天的大洋洲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流传于13 14世纪中国人的文献记录中得到证明。而中国于15世纪时航海技术以及航海实践都达到鼎盛之后，由于明朝与清朝政府锁国政策的推行使得对外考察的行动得不到实施，这一时间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故而我们将对世界的认识与探索拱手让给了西方。葡萄牙人率先进行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可以说欧洲人对于世界的总体认识大大强于了东方。而相应的欧洲人对于东方的考察纪录也随着传教士的来华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入起来。这些考察行为不仅让西方人的纪录成为我们了解自己历史的旁证，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西方人的考察报告以及游记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发展。可以这么说西方人在拥有的这些对外知识后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他们的文明。这种拓展使得后来东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上都大大落后于西方。这种对外认识的薄弱使得后来的中国政府屡屡在外交决策上犯下错误，并且最终被西方识破而导致了19世纪中后期的对华侵略战争，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学者才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域外，猛然间才发现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文明数百年。有幸的是虽然中华文明的颓势短期内无法挽回，但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的民族，因此在19世纪下半叶还是涌现出了不少学者的著作，这批著作的问世一方面对于唤起民众睁眼看世界，唤醒中国昏睡的政治体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向后人传达了对外考察与对外探索的重要性，这些人堪称中国近代的启蒙先锋。在这里我列举其中二三人为例，借他们的话来谈谈对外考察的重要性。
首先，最早一位认识到考察域外信息与情报收集工作之重要性的是清代学者，政治家，文学家姚莹（1785～1853）， 他曾著有《康輶纪行》一书，由于姚莹在从政生涯中有过抵御外侮的经历因此他更加意识到对敌人了解与熟悉的必要性，为此他的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 为目的，而且此书本身除了引用史料信息和典故外还大量结合他本人在西南考察的心得与体会，加上对一部分人物的采访考证才将本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作了相应的探讨。同时他还认为英国，法国，俄国等这些列强远离中国，但他们多年研究考察中国，对中国人文，地理的熟悉程度非常深入，相反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却一无所知，这才是我们败于他们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有感于此姚莹才写下他那本史地著作借以丰富国人的域外认识。此外另一位清代学者魏源（1794～1857）将林则徐收集的海外资料汇编成册最终写成《海国图志》一书，这本书虽然不是作者本人的考察报告，但却收录了各方面汇集的域外信息，进而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一部介绍世界诸国国情的巨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愚昧荒唐的国人面前编撰成了一部普及海外知识的基本教材。第三位晚清的重要学者，政客出身的徐继畲（1795～1873）也是一位将域外信息汇总收集成册的中国学者，他虽然也没有亲历西方考察，但他能够参阅文献并且向西方官员询问调查而汇总成一部图文并茂的百科全书《瀛环志略》，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按照世界大洲加以分类并且对各国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之间的差别等都作了详尽的记载和评论。可以说他的努力使得中国能够在19世纪末叶补上我们所欠缺的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后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他也谈及了中国的现实已经无法离开世界格局这一全球化的端倪，以及在他的著作中还介绍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封建王朝尚未崩溃的时代率先引进了民主政治的模式。因此从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外域信息给未来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它们也激发了此后中国人重新认识并发现世界的热情。当然上述三人的著作除了姚莹的《康輶纪行》有其部分实地考察的经历外，其余两部都还算不上是对外考察的成果，不过之所以要将他们列举出来，是因为他们都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对外考察获取域外知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上述三人虽然作为先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推动了我们重新学习世界的步伐。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唤醒我们积极主动获取域外信息的意识。以致于直至目前东西双方认识的程度依然没有平衡。虽然说考察行动的实施也需要极大的经济支持，但总体说来我们除了在考察行动，考察程度上落后于西方，同时也反映在考察观念与考察手段上亦落后于西方。
正如前文提及，对外考察一方面是收集信息和积累知识的过程，同时考察行为本身也促进了考察观念和考察技术的进步，首先从考察观念上看，对外探索的意识往往总是先于考察行为本身的，也可以这么说晚清的三位启蒙先行者虽然他们并没有作出更为深入的实地查考，但他们的著作无异于是首先接受了对外探究的意识，并在其驱动下所写就的。在古代如果我们细心便可以发现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文明的两极都经历有过从早期考察观念的形成进而发展出用于指导考察的科学技术的过程，例如西方早期制图学的创始人托勒密（约90年—168年）利用当时社会欧亚非之间交流往来的频繁与深入，凭借他自我感知与收集来的各方信息编制出一份当时所谓的世界地图，尽管这样的地图与现实出入很大，但毕竟是托勒密根据别人旅行见闻和记录得来的信息之后汇总而成的一幅地图，可以看出托勒密的制图也是出于对外域信息极大兴趣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探索意识的驱动，他的成果基本收录于其《地理學指南》一书中。与此同时托勒密还研发了一套制图法则，而这种制图法则成为了后来促进考察科学进步的重要基础。而东方制图学先驱裴秀（224年－271年）也是在其多年工作中对于地形山川的观察中创造了“制图六体”理论，为中国古代制图学奠定了理论和科学的基础，裴秀组织编绘的《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也成为了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集。这些制图手段的进步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考察技术的进步。后人们正是利用着他们给出的技术与手段逐步将步伐迈向更为遥远的域外，而制图术的产生使得人们能够结合地理常识对不同地域进行有效的信息梳理与整理，事后证明制图本身成为了对外考察的重要手段。制图学的例子告诉我们，对外考察是一种逐步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认识的深入而逐步完善，因此我们必须在伴随考察的过程中丰富我们的考察手段与技术，使得最大程度地能够在对外考察中收集到有用的素材。
上文从历史的回顾中探讨了对外考察的意义，接下来我想把话题转到当代建筑学领域的对外考察上来。众所周知，建筑学科关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环境，因此对外考察也是这门学科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代建筑学的发展使得它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不同的城市环境与城市现象，于是跨文化跨地域的考察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对外考察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前形势是，西方学术界因研究的驱动而发起了新一轮的考察活动，这些对外考察往往伴随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并驾齐驱，在这一轮回合中本人发现我们东方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的步伐，之所以这么说，是一方面西方高等学府以及研究机构都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的对外考察往往能够涉及得更广更深，派遣出去的考察队伍也往往浩浩荡荡，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已经积累下一个非常完整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框架，考察方法论上也有比较成熟的传承。这就使得西方对外考察在一开始就接受着有系统有条理的指导。然而在这些考察现象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许多理论在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目前许多的域外现象，特别是那些处在发展程度与水平相对落后而且往往又是生活习惯文化传统迥异的地区，而那些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反过来又质疑了西方理论的普世性与可行性。因此西方人出于完善其自身认识与建构其普世理论为出发点展开了广泛的域外考察与研究。虽然这些观察与思考往往离不开他们自身的视角，但客观地说在他们进行的考察活动中还是发现了许多不为留心，不为注意的细节与差异，而且西方考察者们往往也收集了许多重要的当地信息和情报，这些成果都可以作为他们日后进行分析与做出判断的基础。更可怕的是西方人考察之深入有时即便是当地人也都无法企及，甚至有些问题与现象本地人都几乎没有意识到，而那些差异与特点就这样全部被西方考察者们所洞悉掌握，不能不说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情况，在日后与西方人展开的竞争中，恐怕我们一开始就会输在认识的程度上。相比之下，我国的学术团体在对外考察上尚处于非常粗浅的阶段，或者说对外考察的意识与方法都尚未成型，更不用说对域外有深刻的认识。先不谈我们对国外展开的考察收集，即便就在本土，我们许多人的意识里都缺少实地考察的观念，而那些人往往是放置于自己生活的周边环境不顾而去拾人牙慧，硬是要利用几本别人写下的参考书雄心勃勃地对以西方为代表的域外世界展开自己书斋里的学术研究，这种脱离地域环境脱离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怎样能够与别人货真价实的考察结论相提并论？不能不说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在资讯上的落后将会大大制约我们自身体系的建立，同时使得我们的认识只停留在肤浅的阶段而无法深入。信息收集的不平衡也很容易导致我们在未来竞争中再次陷入被动地位，而把解释的话语权拱手让给对方。困扰当今中国建筑与城市理论进步的不是我们缺乏懂得思维的大脑，而是缺乏那种积极探索勤于实考的四体。我们很多问题之所以长期无法突破，就是缺少第一场所的信息收集与分析整理。因此对外考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行动。而我讲的这些还只是认识层面的问题，至于方法层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由于缺乏对外考察的经验，因此对外收集信息与整理信息的方法还停留在相对落后的层面。相比之下，西方学术团体在对外考察的方法论上均有比较成熟的体系，这当然也得益于西方理论的进步，例如现象学的哲学基础进一步帮助了西方学者对于现象观察的理解，并且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现象纪录的方法；又如制图术观念的进步也帮助了西方学者利用绘制地图来处理信息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利用绘图将考察成果记录下来；再如西方历史观念的扎实使得西方学者善于发现历史记录，并且利用历史信息和线索加以判断与做出分析。与此同时，西方人还擅长于从其他学科当中借鉴方法取长补短，这样一些新的视角与方法也同时引进，因而极大程度地更新了他们原有的方法体系。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够利用这些发展出来的方法论对任何文化任何地域展开非常切实有效，适应性强的考察活动。而这恰恰也是我们尚不成熟的。然而当前形势的变化又不得不使我们要正视对外考察活动的紧迫性。
为什么说对外考察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学领域有着重要意义呢？我想总结以下零散的几点加以说明：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一个急速发展的时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适合我们发展的模式，而那些模式并不是现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因此对外考察则是我们快速收集现成案例的重要方法，西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现成的实例，这些实例并不能直接被我们套用，于是我们需要经过对外考察来加以分析整理。其次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在不知不觉地实践当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经验，然而这些经验尚缺乏理论的指导，而理论的生成则需要更多的实例分析作为基奠，实例的收集不仅离不开本土的案例，更离不开对域外案例的收集，因此对外考察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只有我们利用对外考察才能去获得其它国家所面临同样问题而得到的经验，这些信息的获得可以帮助我们对问题本质作出相应的判断，因而达到形成理论的目的。这既是西方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考察活动也同时是我们必须要立即着手展开的工作。再次，对外考察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当前对于新型海外领域的开发已经成为中国所要面对的任务，例如大量有中国参与的非洲基础设建设与城市化进程使得我们的技术力量已经走出国门去更广泛的市场拓展，然而问题往往来自于我们自身对当地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缺乏的必要了解，而使得我们往往很难把项目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对外考察所带来的信息收集与知识积累成为了唯一途径，只有我们将对外考察工作做的更加深入更加具体，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展开一些更有意义更有水准的工程。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对域外知识的获取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已经在域外所展开的实践活动。因而更加证明了对外考察的紧迫性。其四，建筑学科作为一门技术学科，它对物质环境的探索有着很大的意义，然而建筑学也同时是一门展现文化软实力的学科，因为建筑美学的成熟与否也是一个地区一个文化，社会文明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尚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从自身发现与探索的角度上来说，对外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和分析那些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社会背景与文明程度，我们要找寻到一条自己特色的道路也离不开对其他地域文明的学习与探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且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轨迹。因而当前中国建筑学的长足进步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对外考察的学习程度与理解程度上，针对西方，特别是那些文化昌明的地域，更加需要我们专业学者从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对外考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最后，不得不提及的一点，正如前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不单单在建筑学领域中，在任何其他领域也一样。对外考察的本质就是拓展知识面，信息面的工作，而未来我们和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本质上说还是知识程度的较量。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加丰富的知识面，通过对外考察来拓展知识也是唯一的途径，只有扎扎实实地从现在做起，我们才不至于再次被西方文明所淘汰。
综上所述，对外考察成为了我们赶超西方，完善自身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重要的方法。对外考察意识的形成也是我们思维转变的标志，因为当我们将视野投向域外的时候，那种积极开拓，积极探索的主动意识也就逐渐形成，而这种意识对于一个未来要进行文明崛起的民族来说意义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花这么大的篇幅来阐述对外考察的真正缘由。

平原
二零零九己丑年，十月十八日完稿
伦敦 里尾新居

马耳他

马耳他在我的欧洲考察计划中列属于环地中海考察区，根据《泰西游志》写作计划的需要，这是我对欧洲按照集地缘，历史，民族以及政治等综合因素的考查下而粗略划分出的八个大区中的一个区域。虽然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全境以及伊比利亚半岛除沿海部分城市的西班牙葡萄牙全境均作为单独的考察区外，之所以要专设一个环地中海考察区，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范围内包括了欧洲文明的几处重要发源，如古希腊，古罗马等古典遗迹，也包括了后来基督教文明盛行后所集中的大量中世纪遗存，而这些遗存又多多少少地与历史上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有关，因此历史遗迹紧贴着史实内容，此外这个大区内又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替地带，于是使得这里从古至今充满着复杂的历史渊源与文明对立，例如若将环地中海所有南部与东部地区也计算在内，这个地域则还覆盖了大量伊斯兰世界的著名城市如耶路撒冷，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等，因此我所划分的这个环地中海考察区是整个欧洲考察中最为丰富与多元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地中海上充满争斗的历史传统已经远远退去，在周边各国的努力经营下使得这里也成为了当代欧洲最富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因此大量当代城市化的开发与建设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作为度假天堂的地中海之貌，或者可以说历史上圣地与如今旅游者的胜地在这里得到了统一。
马耳他是地中海上为数不多的岛国，另一个岛国恐怕要算希腊土耳其所分治的塞浦路斯岛了。与塞浦路斯分裂状态不同的是，马耳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持了一个基督教城市的传统与面貌。因此也可以说马耳他成为了基督教世界安插在伊斯兰前沿的一个海上前哨站。于是我们仅凭都想象便可以体会夹杂在两大宗教势力下的那种动荡与不安。事实上，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以便了解这座小岛复杂的沿革。除了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时新石器时代有过的原始居民外，最早来到马耳他岛定居的要数腓尼基人了，腓尼基人是产生于公元前十四五世纪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四处航海，游弋经商。大概在公元前十世纪时一部分腓尼基人就选择定居在马耳他，此后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人也来过这里，在古希腊之后这里又为腓尼基人创建的迦太基帝国所统治，而直至三次布匿战争后，于公元前217年马耳他划归为古罗马帝国所有。公元一世纪时马耳他开始有了基督教的信仰与传播。而随后的世界便进入了动荡的公元后四五世纪，这两个世纪可谓是天下大乱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那些古典时代稳定下的各个文明都前所未有地遭受到来自北方蛮族的入侵，在亚洲有两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在欧洲则有日耳曼人的南下入侵，因此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也没能逃过被夺占的命运，北方日耳曼人的分支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都曾经统治过这里。有趣的是这两支日耳曼人都是在遭到匈奴人的压迫下而被动南迁的，以至于那时行将就木的西罗马帝国连同其首都罗马城一道都频繁地遭到这些南下蛮族的洗劫。马耳他的局势也直到公元553年被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王朝接管后而有所稳定。又过了大约三个世纪后，公元870年，马耳他遭到了来至南边突尼斯的阿拉伯艾格莱卜王朝的入侵而落入他们手中，因此马耳他的很多历史遗迹在那个时期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公元12世纪，1127年马耳他正式并入诺曼人创立的西西里王国，马耳他也因此再次进入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历史一直记述到这，马耳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历史辉煌，因为在这之前马耳他一直以来不是被这个帝国侵吞，就是被那个帝国霸占，似乎总是在强大政治势力的博弈与取舍下侥幸图存。而真正让马耳他人为之骄傲的历史时期却是由当时称霸欧洲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也称卡尔五世，查理五世）将马耳他岛赐封给曾经骁勇善战的圣约翰骑士团的那一刻开始的。从那时起这个中世纪十字军的产物就与马耳他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就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世界的强大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开始了它雄心勃勃的西征，成就马耳他历史荣耀的时刻也因此到来。
在提及马耳他那场由圣约翰骑士团抵抗奥斯曼帝国入侵的历史之前，首先必须了解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骑士团这一组织。可以说骑士团本质是一个很独特的军事组织，有着强大的武装力量，而这样的武装又并非属于某一国家，因此失去了土地为其根本的依托，此外虽然他们名义上服从教皇，然而实际上却并不受其节制。于是他们在历史上游弋性很强。在闻名于欧洲的骑士团当中最著名的三支骑士团分别是：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都是产生于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时十字军东征期间。其中最早的圣约翰骑士团原先只为一个医护性的行善组织，直至12世纪初才逐步演变为一个军事修会，并且最终成为驻扎于耶路撒冷的军事力量，这支力量后来随着位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王国被阿拉伯人击败，才退出巴勒斯坦地区。后来经过塞浦路斯，罗德岛的辗转最终定居于马耳他。而圣殿骑士团，为法国贵族创立，本来也是用于保护前往圣城朝拜的朝圣者而成立的一个军事修会，这支骑士团因为后来受到教皇的关照而奠定了它重要的地位，它作为罗马教廷最可靠的军事力量而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使其铸就成一个强大的军事武装，可惜也是因为财富使得这个骑士团的下场最为惨烈。这支最强大的骑士团在历史上遭受重创的时候是在那场由撒拉丁导演的哈丁战役中，这场战役几乎让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全军覆没，从那以后圣殿骑士团就渐渐退出历史，圣殿骑士团在三大骑士团中结局算是最为糟糕的一个，因为它最终辗转回到了法国。与圣约翰骑士团苦战罗德岛，死守马耳他并最终在马耳他立足，条顿骑士团利用东北欧动荡的局势而在普鲁士创立骑士团国相比，圣殿骑士团的那次回国算是自投罗网了，因为他们的财富与力量无异于冲撞了法国的政治集团。于是当时法国的国王腓力四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整个圣殿骑士团在法国的势力，从而肃清了他本人的政治障碍。这次事件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五的由来，而这个富有的骑士团所属的财产则自然被瓜分一清，有趣的是发动那场利用莫须有罪名而大开杀戒的法国国王只是侵吞了骑士团在法国的小部分财产，大部分遗产在教皇的准允下则被圣约翰骑士团所继承，从此圣殿骑士团就这样淡出了历史舞台。条顿骑士团在这三个骑士团当中是产生最晚的一个，然而它确是由清一色的德意志民族所组成的骑士团。条顿骑士团是在哈丁战役之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成立的，和早期的圣约翰骑士团一样，他们也是作为医护组织而存在的，由于产生时间较晚，条顿骑士团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发展的一直很慢，而历史意外地让这支日耳曼人的骑士团很快地找到了机遇，那就是由于匈牙利和波兰国王先后邀请条顿骑士团的参战而使得这一支骁勇的军事集团找到了它的生存空间。最终他们能够在普鲁士地区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这便就是欧洲历史上三大骑士团的简要历史，位于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则是十五世纪马耳他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强大军事力量的主角。
接下来便是介绍当时对阵的另一个主要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统治这一强大帝国的是苏莱曼一世。这个国祚长达六百多年的大帝国运行到苏莱曼的时候已经处于顶峰，而这样的实力也就铸就了这位帝国苏丹成为了一个“猛击、毁坏和消灭一切挡道的东西”的人。他在位期间所进行的主要事业就是帝国的扩张，而扩张的一个主要进攻方向就是当时的欧洲，这也是历史上欧洲遭受来自亚洲进攻的为数不多的一则战例。苏莱曼在他的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战役都是以胜利告终，然而比较难缠的对手却是那这支相对弱小的圣约翰骑士团。骑士团与这个强大的对手一共交手两次，且分别在地中海的罗德岛和马耳他岛，而马耳他岛的攻防战则成为了击退强大土耳其军队的一则经典战例。
。老实说圣约翰骑士团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素养，即便在罗德岛战役中，骑士团能够凭借微薄的守军抵抗苏莱曼的数十万大军，而且这一仗就打了大半年之久，最后还是在双方体面地协议下才迫使圣约翰骑士团从罗德岛退兵。因此可以这么认为苏莱曼虽然战略上赢得了这一重要岛屿，但在战役上却输的比较尴尬。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把其利剑插入了欧洲的心脏，他们一举攻下了匈牙利并且将大军合围至维也纳城下。而撤出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并没有直接去马耳他，因为那还是七年以后的事。那时他们在欧洲四处游弋，直到1530年奉教皇和查理五世的命令，这支队伍又得以重返地中海。这一举动当然会引起奥斯曼土耳其的强烈不安，于是1565年土耳其人开始进攻马耳他。这次进攻和上次罗德岛战役情况几乎相差无几，土耳其人几乎遭受了最为顽强的抵抗，领导这场战役的是当时骑士团的大团长法国人让·德拉·瓦莱塔(Jean de Valetta)，这场战役他本人也被流弹击伤腿部，现在在马耳他的Birgu还保留了他当时受伤地点的纪念。而那时的Birgu还是马耳他圣约翰骑士团的首都，那场大战几乎夷平了马耳他各大城池，艰守中的骑士团成员最终靠得从西班牙前来支援的援军得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而那次战役后，马耳他几乎成为了荣耀与胜利的代名词，纷纷赶来支援的欧洲骑士都会集于此。1565年的这场战役几乎决定了马耳他的命运，欧洲各国都因这场战役的胜利而为马耳他伸出援助之手，财富，技术蜂拥而来，在重新建设防御的同时，以大团长瓦莱塔命名的新首都也诞生了，而且这座古城由米开朗基罗的助手弗朗西斯科·拉帕莱利(Francesco Laparelli) 设计,　他于1566年6月完成了新城瓦莱塔的设计图纸，那时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便是将整座岛屿连成一体成为一个链形的防御体系，由于瓦莱塔的建设已经步入了稳步的轨道，这位设计师于1569年离开马耳他，不幸的是他于次年后病故于瘟疫。也就是说当今马耳他城市的大部分雏形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形成的。今天的马耳他的首都至今仍然保留着十六世纪的样子。巨大的军事性城墙成为了马耳他几座古城的重要特征。这座城市几乎就是一座展现胜利与荣耀的雕塑，似乎历史上很多城市的形成都几乎离不开这样的规律，因为城市往往总是把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面保留下来，或者说那个辉煌时代为城市创立下了基本的骨架，日后即便是城市发生变迁，那个辉煌时代的印记却总是存在。虽然不少历史城市经历过战乱的彻底毁坏，然而废墟之上的重建又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样的重建往往是集中的，广泛的和深入的，于是城市的基础便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创立下来。而如果那个集中建设的时代一过，只要不再发生巨大的动荡，那么城市的变迁可以说已经基本稳定。就好像我们看到今天的伦敦，虽然有了不少当代的建筑，然而工业时代的基础为伦敦奠定了基本的空间与色调；同样产生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巴黎，城市到了今天也没办法脱离那个时代建立的骨架。这个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不同城市所面对的历史机遇，从而也可以让我们反过来从历史中找寻城市的逻辑。马耳他的许多城市就成了我们了解十六世纪欧洲城市的典范，事实上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来考察这里的。首都瓦莱塔及其周边的三座历史名城都强烈的保留下古代的城墙，而我的任务便是顺着这样的城墙围绕着城市寻找其历史演变的痕迹。令人赞叹的是古代那些出于军事目的的城堡式建筑体现出了非常雄性化的的姿态并构成了令人迷惑的空间形态，那些大小不一的凸出棱堡又成了一个天然的观景平台，于是经历五百年的演化，到了今天这些当年充满神秘的军事建筑转而成为今天令人向往的城市公园，这几乎充满戏剧性的转化正是那些古城的魅力。城市的转型与演化正是让这些神奇的转变得以实现的基础。
我是五月初来到这个小岛的，记得当时到达的时候恰好是周五的晚上，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的马耳他正好迎来其加入欧盟的五周年纪念日，于是按照节目日程的安排，在海湾的水面上放起了美丽的烟花，而这时的瓦莱塔早已是万人空巷，游人们都集合到观景平台上，熙熙攘攘，等待着焰火的表演。一到旅馆我几乎二话没说，就要了一杯当地的啤酒，站在旅馆的阳台上，享受起夜幕瓦莱塔海湾的那种节日般的气氛。瓦莱塔给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还是那透露出古朴的城市格调，暖色调的路边照明使得那些本来就是石灰黄的建筑更加充满古老的气息，加上那特有的窗台，让我一下子就被这古老的城市深深吸引，有一种所不出来的冲动在我身上发作，这种感觉总伴随着我看到那些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时而出现。总体说来欧洲的城市有两种基本的格调，一种是由日耳曼血统的北方人构成的城市，这群人主要有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北欧人，另一种是由拉丁血统的南方人构成的城市，这群人主要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希腊人，和部分法国人。为什么按照两大人种来划分城市的格调呢？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些同属一个民族的城市，在很多本质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就比如说马耳他基本上秉承着拉丁人的习惯，城市街道充满着外向型的元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由于南方的气候炎热，基本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能享受到阳光的沐浴，这就使得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对外部空间的需求，于是在这些拉丁国家的城市街道中，往往能感受到那种室内生活向室外空间延伸的特点，例如在住区的街道上虽然是多户人家公用，但总是能让人体会到一种起居室延伸的感觉。因此我们也不必奇怪，那些不时悬挂于户外的衣物，和那些码放得很好的盆栽也都能出现在我们行走大街的两旁。这是一种生活的元素，但也只有具备这样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才能将他们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这种现象到了北方就完全不一回事了，首先湿润寒冷的气候使得那里的居民们巴不得让自己躲进一个保暖的小屋，生上篝火，温暖干燥的室内几乎可以把刚刚洗好的衣物晾干，因此也不必要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私物悬挂于寒冷的屋外。马耳他住宅建筑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那独有的封闭式样台，这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来说多少有些熟悉，因为在中国的很多住宅中封闭式阳台占有很大的比例。但中国这种封闭阳台大多是出于防盗的目的，同时围合出来的阳台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房间。然而马耳他的阳台多半是墙内梁的向外悬挑，因此也就半米到一米的进深，然而绿色的木窗框和米黄色的石材质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一个个的阳台就像凸窗一样，构成了建筑富有节奏的立面。我倒突然有个奇想，因为我很希望在我们中国的老城区里也进行一轮门窗改革，这样马耳他的样式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想象一下在那些七八十年代板式建筑的外阳台上都安装上统一的古典风格的木窗框，也许又是另一番效果。
马耳他作为一个岛国，人口也只有四十多万，旅游业是该国的一个主要产业，虽然马耳他的经济水平在欧盟成员国中不算很高，按照2007年的统计，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16000美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可以说在欧洲国家中算是比较低的一个。然而就以这样的指标来看待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环境，我不得不承认，马耳他拥有良好的社会治安以及社会秩序，同时虽然大部分都是历史建筑和街区，而且居住环境也都充满着生活痕迹。但街道的整洁和优良的基础设施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样的人均收入反映到其产业特色上，因为其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低廉，所以在马耳他的经济发展中加工制造业成为其主要工业产业。此外旅游业，国际贸易等都是该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凭借着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房地产业也逐渐呈现出一种增长趋势，许多欧洲国家的人都将马耳他作为他们的度假胜地，同时也带动了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这种现象就好像远东的俄罗斯人来到中国的海南购置房产一样，都是为自己选择一块休闲避寒之地。我想未来随着航空产业的进步，这种跨地域的地产投资将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消费方向。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旅游休闲产业所带动的房地产开发从而推动其建筑业的发展。同时服务业，物流夜以及航空，海运等运输业也同时增长。由此看来利用现有资源极力促进旅游休闲产业的进步是像马耳他这样的旅游，风景资源丰富的岛国所必须面对的。
在我游荡的几天中，几乎只是看到游客。如果这些游人们一夜走光，那么纵使古城再富有历史韵味，留下的恐怕也只是宁静与空寂。这一点我在周日的傍晚似乎已经能感受到。在我看来这样的岛国多少缺失了几分当代生活的都市性。如果年轻人常年呆在这样的环境里势必也会养成慵懒的作风。毕竟历史的辉煌只是那短暂的一瞬间，真正与我们相伴的恐怕还是那些无聊的近乎平淡的生活。关于马耳他的记录我也只能到这，因为要进一步揭开她的本质，恐怕只能希冀下次旅途的到来。

平原
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至四日访问马耳他
十月十五日本文脱稿。
伦敦，里尾新居。

波尔图红酒

红酒，红酒，
可解孤愁？
滑舌一过，淡淡甘喉，
余香绕口，渐渐酸溜。

红酒，红酒，
为你沉醉，为你憔悴，
杯杯过后，欲罢不收。

红酒，红酒，
借你浇愁，不过添忧。
骗我感情，几时能休？

平原，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二日，
于波尔图品红酒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