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古代华人对西方的称谓，犹如西方人称我为“远东”一样。可惜西方人只是描述了地理上东方的“遥远”却并没有附上什么额外的夸奖之词。相反，我们对西方的称谓却多了几分祥瑞之意。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西方真的是祥瑞之国吗？至少西方的那群人到了海上之后并没有把祥泰带给其他民族。殖民主义的祸乱就是从这个“泰西”开始的。不过，这些都是历史的陈年旧帐了，毕竟西方的文明还是推动了整个人类进化的步伐，对我们整个世界有着很大的贡献。
自二零零四甲申年末以来，我就来到欧洲游走，其间边走边学，在西方诸国中求得学问，大开眼界。本来在中国的时候就有四处寻访的兴趣，而来到欧洲则有感于泰西诸国文化资源之丰盛，于是恨不得踏遍每一座城池，去揭开它们留存于今的宝贵财富。因而这个游志便是本人纪录下所到之处的最好明证，一来借以梳理我对欧洲的认识和学习，二来也不希望当年的游历随着记忆的消磨而逐渐淡忘，于是就模仿古代志书的样子，以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艺术，经济，社会为枝叶，以个人切身体验，观察，取舍，和查考为主干，写下的这篇游志。相信这些知识的汇总定能帮助笔者及读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西方的世界。也算是对我所到之处的一个交待。
其实谈到中国人认识世界，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两条丝绸之路的开辟就是最好的史证，我华夏先祖们正是靠着一代代积累下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并且开创着自己的文明，因此认识外部世界就是改造内部世界的最好途径。自古以来我们就流传下许多史地古籍，游记志书，他们的纪录也成为了我们了解世界的最好教材。而但凡文明之国，无论中西，无非都是善于观察善于纪录的民族所为，正是他们的细心才有机会让我们去揭开那些未知世界的种种疑惑。远的不说，就从我的同乡汪大渊开始，一个南昌人的步伐踏遍了大半个世界，足迹也几乎触及了泰西之地，想想他二十岁就随商船出海，比我足足早了两岁就踏出家门，走向了世界。在十三四世纪的中国，虽然陆路上走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可是在海上也出现了一个中华少年的身影。前者的一本口述纪录《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了泰西人对东方世界充满好奇的充分理由，而后者的呕心之作《岛夷志略》，成为了一部贡献给世人的珍贵礼物，正是靠着他的记载，使我们的先辈能够进一步了解那个尚未开蒙的世界。有趣的是，人类的十三四世纪，注定是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时代，除了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的游历者外，一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使者也几乎走遍了当时养育人类的几大文明胜地，此人就是来自非洲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这位前辈的足迹踏遍了欧亚非三块大陆，他的《巴图塔游记》正是靠着他十二万公里的行程所写就的。
接下来的十五世纪，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人类相互探索的航船终于启航了，靠着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人流传下的航海技术，郑和的船队几乎要完成了新航路的开辟，而随后来至泰西的勇士们终于幸运地绕过了风暴角，从此打开了一个新的地理纪元。然而历史总是这么的无情，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探索有时也隐藏着人类最大的劣根，泰西人的壮举并没有带来此后的和平，相反征服，掠夺，暴力，使鲜血染红了那片郑和创下的和谐海洋。而此后的大明和大清也从此昏睡过去，不闻世事沧桑的变迁。中国人从那以后几乎到了自满与保守的极端。前人流传下的海外知识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淡忘过去，以至于一个大炮打响后，竟然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
终于这样的颓势惊醒了部分有识之士，十九世纪中叶的清人徐继畲写就的《瀛寰志略》，成为了一本极为难得的史地教材，中国人终于又重新开始了对世界的认识与探索。而我们熟悉的泰西虽然远远地把我们甩在了后面，但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觉醒，那些所谓的差距不过是一段用时间可以完成的距离而已。
在我的序言中，回顾的这段历史就是要时刻提醒着自己，我想一段切身的行旅，除了带来身心上的愉悦之外，还应该赋予某种使命，犹如前人们不断重复的那样，一段经历也可以成为后世的财富，这恐怕还是促使我写作本志的最好动力吧。
平原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伦敦，里尾新居中
